(二)关于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
由于王明在1941年“九月会议”上认为抗战以来中央的路线错了，1943年“九月会议”在继续深入讨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路线的同时，着重讨论了抗战时期党中央的路线是非。这次会议开的时间更长，参加扩大会议的人数更多。乔木继续担任会议记录。
这次整风会议与两年前的整风会议相比，在历史背景上有一个显著区别。那次会议虽是在皖南事变后召开的，但召开时国共两党关系走向相对缓和，对于会议检讨苏维埃运动后期的路线，在外部条件上提供了较为平和的环境。这次整风会议正处在打退国民党酝酿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之际，国共关系再度紧张，反对国民党的右倾投降成为主要倾向。这一历史背景反映到党内斗争上，对于错误路线的批评，在基本方向和内容上虽是正确的，但在言辞上比上次会议要尖锐许多，涉及的人更多，会议的空气有时很紧张。
这次整风会议大致分三个阶段。开会的方式，除了与会者作一般性发言外，主要由犯过错误的同志进行整风检查，并对王明的路线错误展开批判;其他同志发言进行批评，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提高认识。
第一阶段会议，从9月7日到10月6日，其间开了三天会。博古发言：同意毛主席说的抗战时期存在路线问题，一条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正确路线，一条是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今天作自我反省，认识到存在这个问题。林伯渠批评王明是“洋共”，引用许多马、恩、列、斯的话来欺负我们许多“土共”，以“洋钦差”自居，硬搬外国经验来指导中国革命。朱德总结了在党领导下近20年来的经历，批评抗战以来的王明路线错误。他说：王明路线的实质是不要领导权，不要政权，不要枪杆子，不要游击战争，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色就是靠游击战争来发展我们的力量;对党内，是站在共产国际立场来指挥中央，党内关系也采取统一战线一打一拉手段，形成对外一切服从，对内搞独立王国的特点。朱德回顾自己的历史说：与毛主席在一起时，打仗就能胜利;离开毛主席，有时打仗就要吃亏。跟毛主席在一起时虽有争论，但最后还是顺从了毛主席的领导。在长征路上，张国焘屡次逼我表态，我一面虚与委蛇，一面坚持中央立场，这是我离开毛主席后利用自己一生的经验来对付张国焘，最后与中央会合了。他很有感慨地说：毛主席办事脚踏实地，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在人家反对他时还能坚持按实际情况办事;他读的书不比别人少，但他读得通，能使理论实际合一。我们这次学习，就要学好毛主席办事的本事。他的这番讲话，在当时对于把全党认识统一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思想和路线上来发挥了重要影响。
毛泽东两次讲话，着重讲了“两个宗派”问题。他说：党从四中全会后，就有两个大宗派，一是教条主义宗派，一是经验主义宗派，过去反宗派主义是抽象的，现在要把原则变成实际。教条主义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一形态，经验主义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二形态，反掉这两个东西，党就统一了。教条主义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以后是博古。他们统治中央计三年又四个月，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无处不被其毒，结果白区损失10/10，苏区损失9/10。他也指出，对于教条主义宗派要作具体分析，有犯路线错误的，也有只犯个别错误的;有屡次犯错误的，也有后来改正错误的。欢迎犯过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关于经验主义宗派，他认为，他们的大多数是正派人，像张国焘那是邪派人。在两个宗派中，教条主义宗派是主要的，他们穿了马列主义外衣，利用“国际”名义吓人，与经验主义宗派中的不正派人结合起来，危害最大。还说：教条主义宗派是头，经验主义宗派是脚，教条主义宗派是经验主义宗派的灵魂，反对宗派主义，要从破坏教条主义宗派开始，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这些宗派也可以说无组织系统，但有思想方法、政治路线为纲领。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把一切宗派打坍，打破各个山头，包括其他老干部、新干部。我们打碎的方法，是改造思想，以马列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别人;只“整”思想，不把人“整死”，是治病救人，做分析工作，不是乱打一顿。要团结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建设一个统一的党。
毛泽东关于“两个宗派”的发言，实际上为这次会议的整风定下了基调。此后，过去犯错误的同志都按照这个思路进行检讨，其他同志也按照这个思路展开批评。
第二阶段会议，从11月13日至月底。毛泽东首先讲话，说遵义会议没提出路线问题，就是要分化王明教条主义宗派。当时反对军事上的机会主义，实际上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因为领导军队的权拿过来了。前年“九月会议”之前没有讲王明路线错误，也是大多数人还不觉悟，等待一些同志是需要的。他还讲了方法论问题，说马列主义原则在方法上就是分析与综合，过去许多同志喜欢做结论而不会分析，其实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对一切事物都要分析。有许多同志在工作中是老练的，但在马列主义方面是幼稚的，这是犯错误的一个认识原因。他要求犯错误的同志宁可把问题看得严重些，这样才能认识错误，轻装前进。博古、张闻天等同志又结合两个宗派问题作了检讨发言。
这一阶段的重头戏是周恩来的发言。前年的会议他没参加，这次从重庆回延安就是参加整风会议。他经历过党内许多重大事件和变故，检讨党的历史，批判两个宗派，不能不感到会议的分量。第一阶段会议开始后，他就把主要精力投入整风学习，用半个月时间，写了4篇共5万多字的学习笔记，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再认识。第二阶段会议开始后，仅发言提纲就写了2万多字。他的发言是中央两次整风会议中讲得最细、检查时间最长的发言。发言分“自我反省”和“历史检讨”两大部分，以“历史检讨”为主线，从1927年大革命后期党的五大他参加政治局工作讲起，一直讲到1943年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他参与中央核心领导的时间最长，资格最老，了解的情况最多，这个历史回顾实际上成了1927年以来的党史报告。
周恩来严于律己，努力按照整风文件要求，并根据毛泽东讲的“两个宗派”思想来检查自己的错误。在会议期间，他被看做经验主义宗派的主要代表。他检讨了自己在六届四中全会、临时中央、中央苏区、1937年“十二月会议”和武汉工作期间的错误，诚恳地表示：今后应好好读几本马列的书，特别是要将毛主席的全部文献好好地精读和研讨一番，提高思想方法。同时，在工作中要改变事务主义作风，深入实际，从专而精入手，宁可做一件事，不要包揽许多;宁可做完一件事，再做其他，不要浅尝辄止;宁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宁务其大，不务其小。这样，才能作出一点成绩，才能真正懂得实际，取得经验，少犯错误;也才能真正做更多有益于党和革命的事情。
王明请病假一直没有到会，最后由他夫人孟庆澍代笔，他本人签名，给毛泽东并中央政治局写了检讨信，表示要改造自己的思想，纠正教条主义宗派错误。
在这阶段会议上，一些同志对犯过错误同志的检查，特别是对周恩来等的检查提意见，有不少偏激之词。有的说：王明、博古、闻天、稼祥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已很困难，但经验主义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仍是危险人物。这样评论过头、“上纲”过高、批判过火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空气，也给检查者带来较大精神压力。但是，就我所看到的材料而言，会议还没有出现30年代党内斗争的那种无情打击和“逼供信”现象。因此，讲毛泽东怎样搞残酷斗争、打击别人的说法缺乏确凿的史实根据。
第三阶段会议，在1944年开春以后，从2月下旬直到5月下旬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之前。这一阶段转入对整风进行总结和对党的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结论，同时也开始纠正前一阶段会议的一些缺点。在此前的休会期间，与会者学习了中央规定的7本马列书籍。2月下旬，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统一了对五个问题的认识：(1)王明、博古错误不是党外问题，而应视为党内问题;(2)临时中央与五中全会因有“国际”承认，是合法的，但手续不完备;(3)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应强调团结，以便共同工作;(4)党的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起了进步作用要肯定;(5)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都应承认。
3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整风会议上对上述问题作了阐释。择其要点：(1)弄清思想与宽大结论。自整风以来，我们就是“治病救人”，有人怀疑这个方针，现在重申还是这个方针。过去对犯错误的同志只是惩罚，这一次我们主要是弄清思想，总结经验教训，要使同志们懂得犯错误不是个人的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是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我们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强调个人责任。因此，组织结论作宽大些。(2)不要否定一切。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我与博古等在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都要搞土地革命;分歧点就是如何打蒋介石，这是策略上的分歧。六大决议是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我们的争论是在没收土地后，博古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认，是不好的偏向。要分析，不要一概否定。(3)六大方针。多数同志企图否认六大，说基本上是错误的。我认为六大虽有缺点错误，但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六大指出了革命性质，分析了革命形势，反对了速胜论，提出了十大纲领。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有群众观点的，与李立三不要群众是对立的。(4)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是否还有?经过几次分化，现在没有这个团体了。经验主义宗派也没有了。党的历史上的两个宗派，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比较严重的是各种山头主义，主要原因是长期农村分割和缺乏教育，历史上的问题不是主要的了。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对政治局整风会议关于党的历史问题讨论的总结。这个讲话纠正了会议过程中的偏差，与会同志表示拥护，犯过错误的同志解除了思想包袱，未犯错误的同志对一些历史问题有了正确看法。随后，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大会上进一步明确了研究历史经验的正确态度。他强调：既要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又要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取宽大方针;不要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对于人的处理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伤害同志;对于任何问题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尽量避免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
从1944年5月21日开始，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在全会上正式地通过了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上述意见，并形成了决议文字。至此，从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的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结束，同时也宣告从1941年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提出的全党整风运动，历经三年，最终以形成全党的空前团结而画上句号。
四、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功绩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在世界政党史上绝无仅有。它尽管只有3年时间，但对于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伟大意义。具体来说，它至少有五大历史功绩。
第一，它空前地提高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刘少奇在中央整风学习前夕指出：“中国党有一个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直至现在，缺乏理论这个弱点，仍未完全克服(虽然党内少数同志特别中央的同志是有了对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理解)。因此，现在提倡党内的理论学习，就成为十分必要。”【《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0页】毛泽东在长征到延安后即认识到这个问题。一方面他个人发愤苦读;另一方面有如前述，号召全党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把党变成一个大学校。为了解决理论脱离实际的缺点，学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认识中国革命问题，便发动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结合研究现实实际和党的历史学习理论。他在整风准备动员时讲：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要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我们一定要借“箭”，“箭”就是马列主义，过去光读书本，孤立地学习，脱离实际，无法懂得马列主义。【参见《任弼时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88页】
当时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有1万多人，以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主成立的高级学习组，最初是100多人，后来扩大到250到300人。全国各地的高级学习组由中央管理和指导，延安的高级学习组由政治局和中宣部负责。通过整风运动，许多过去没有读过马列本本的干部包括高中级干部，这次集中地认真地读了中央规定的理论书籍;过去读过马列本本的一些领导干部，这次懂得了怎样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认识中国革命问题。因此，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飞跃。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曾说：从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延安整风运动对于实现这个目标，起了决定性作用。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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