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有没有踩着别人往上爬?(图)

　　第五，它对于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起了决定性作用

　　中国共产党，一是由于它诞生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其特殊的党情，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任务不能不异常繁重。二是由于它经历过严重挫折，党员数量由苏区鼎盛时期(包括白区在内)的全国党员人数40多万到各路红军抵达陕北后(包括白区在内)锐减至4万多人。抗战开始后党的力量又获得巨大发展，到开展整风运动时达到80多万。这样，教育新党员的任务也很繁重。三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虽然明确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但过去“左”右倾的影响和流毒还广泛存在，妨碍将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任务的实现。因此，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基于抗战爆发后党所处的环境、担负的责任和党本身的状况，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并把这个任务称之为党的建设的“伟大的工程”。他说：“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2页】开展全党性的整风运动，从党的建设角度言，就是要进行这个“伟大的工程”建设，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论述：

　　其一，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要求得到了落实。《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论著中，毛泽东针对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占多数、非无产阶级思想大量存在的状况，明确提出共产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我们的党“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75页】整风运动就是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进行的。因此可以说，整风运动是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伟大实践，从内容到形式都为从思想上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开辟了新路。党的历史证明，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落后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先进性的奥妙。

　　其二，党的指导思想排除了错误倾向的干扰，正确的政治路线更加明确、坚定。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而党的建设的好坏决定着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成败，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党的建设的命运。整风运动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就是要使全党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在抗日战争和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动力、对象、任务、基本性质和革命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明确规定。

　　其三，提出了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三大作风。整风运动的“三反三整”，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就是要在全党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作风。而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必须要依靠人民群众。这是中国最根本的实际，脱离了人民群众，党的革命斗争非失败不可。毛泽东批评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指出：“其理论的理论，脱离群众四字尽之矣。”【《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15—216页】整风运动的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整风运动空前地推进了党的作风建设。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对党应该具有并已形成的作风作出新的精辟概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3—1094页】并强调：这三大作风中的每一项，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通过整风运动概括的三大作风，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中国化的又一个伟大创造。发扬三大作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

　　肯定延安整风运动有伟大历史功绩，并不是说它没有缺点错误。乔木说：让我给整风打分，我不会打100分。我赞成乔木的观点，那种将整风运动讲得很满的著述，也有悖于历史。在我看来，整风运动的缺陷主要有三个：路线斗争的过火批判;抢救运动严重混淆两类矛盾;“历史决议”“对毛主席过分突出”。关于后一点要多说几句。如乔木所指出的：这个决议“对毛主席过分突出，虽然以他为代表，但其他人很少提到，只有一处提到刘少奇称赞他在白区的工作。在决议中，其他根据地、其他部分的红军也很少提到”【《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7—68页】。这里要指出的是，由于毛泽东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确实是党的正确理论和路线的代表，因而突出毛泽东是必要的，也是理所当然的。问题不在“突出”二字，而在乔木所说的“过分”二字。“突出”得适当，是正确的;“突出”得过分了，就成为缺点。所以如此，我以为，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认识的局限，那时还没有形成“集体智慧”的概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讲党的成熟的第一代领导就比较多地讲“毛、周、刘、朱”领导集体了。这是一个进步。二是整风运动的大背景，路线斗争模式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可能随着纠正“左”的偏激情绪而消失。

　　延安整风运动过去70年了，乔木同志离开我们也20年了。乔木亲历了延安整风运动这段历史。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伟大功绩，就是使全党广大干部学会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乔木回忆延安整风运动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看待这段历史的。同样，我们今天评价延安整风运动，也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许多历史事件都带有那时的“胎记”，延安整风运动也不例外。对这个“胎记”，要全面分析，而不应“攻其一点不计其余”;要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它，而不应脱离历史实际地求全责备。(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