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木认为，这两年的学习运动也有缺点，主要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据他观察，在国共两党关系紧张后，毛泽东深深感到，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不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这与对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的认识有关。在1940年12月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决定以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时局与政策若干问题的指示，提出了要总结党的历史上特别是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的政策错误问题。毛泽东说：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的损失大。还讲：遵义会议的决议只说那时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遵义会议的决议要作修改。乔木说：在讨论毛泽东的意见时，主持会的人不同意修改遵义会议的决议，也有人不同意提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只好妥协，没有讲这一时期是路线错误。一些同志表示，以后要专门研究这段历史问题，为党的七大做准备。毛泽东同意对过去的经验教训做专门研究，没有急于统一思想认识。随后开展的整风运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乔木认为，毛泽东所以在1941年发动整风运动，与皖南事变有密切关系。这一年初发生的皖南事变使新四军遭受惨重损失，是毛泽东事先未曾估计到的。这使他不仅思考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而且对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有了深切认识。在头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批评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时就批评了抗战初期的右的错误。他说：在武汉失守前，国军溃退，我们可以猛烈发展。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区，我军可以大发展。这个认识目前只有项英还不懂得，因此军队少，且没有钱花。这就是没有了解夺取政权的重要性。在接到新四军被围遭到惨痛损失的消息后，毛泽东在1941年1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教训指出：项英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执行独立自主政策，没有反磨擦斗争的思想准备。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有些同志没有把具有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项英同志就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党史界对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如何认定有不同看法，作为学术问题还可讨论)毛泽东基于对皖南事变的这一总结，从3月开始，连续采取一些重要措施来解决理论教育如何联系中国社会和革命实际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开展整风运动的近因。
1941年3月和4月，毛泽东将前些年编好的《农村调查》文集加写了“序”和“跋”，付梓出版。他说：出版这些材料的目的，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而在于指出如何了解下层情况，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他批评那种“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钦差大臣”满天飞的作风，重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观点。在乔木看来，这是为整风学习作舆论准备。接着在5月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演讲，就是整风学习的动员。毛泽东指出：研究理论有两种对立的态度，一种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一种是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态度。他特别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尖锐地批评了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列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毛泽东讲话的用语之辛辣，讽刺之严厉，情绪之激动，是此前许多人从未感受过的。这个报告在干部中引起了巨大的思想震动。但是当时负责理论宣传的领导人没有理解它的深刻意义，对其没有予以重视，在延安报刊上没作宣传报道，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领导层的这种无动于衷的反映使毛泽东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使他决心要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在乔木看来，以上就是发动整风运动的大背景和小背景，也可说是整风运动的远因和近因。毛泽东是胸怀中国革命大局的，发动整风运动完全是为着中国革命胜利进行的战略布局。我翻阅了不少档案，没有发现一件毛泽东怎样为了权力来发动整风运动的材料。事实上，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共产国际已经明确指出：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党的问题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这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因此，根本不存在还要为争夺最高权力而进行“残酷斗争”的问题。那种鼓噪的“整风运动权力斗争论”，是没有任何史实根据的臆断。
三、根据乔木同志指示写的中央领导层的整风
过去的党史书讲延安整风运动，都只讲全党范围的普遍整风，也就是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的整风学习。广大学者基本不知道还有中央领导层的整风学习。这次乔木讲整风运动，第一次披露了这个问题。他说：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要批判过去在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路线及其表现形式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但整风运动是分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全党干部的普遍整风两个层次进行的。毛泽东认为，整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党的高中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他们犯的思想错误最顽固，只要将他们的思想打通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乔木还说：对于不同的干部，整风的内容和重点虽有所不同，但毛泽东对两个层次的整风有共同的要求，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消除王明路线的影响，通过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延安整风运动，实际上是从党中央一级的高级干部开始的，先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然后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这本书主要叙述党中央一级干部的整风，全党的群众性的整风要提到，但不占主要地位。
根据乔木的指示，我们查阅了党中央的整风档案文献，其中最重要的是1941年9月和1943年9月两次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的部分记录。据此，撰写了《整风运动：1941年“九月会议”前后》和《整风运动：1943年“九月会议”前后》两篇初拟稿。前一篇，还有《皖南事变和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及《编辑党的历史文献与“九篇文章”》这三篇文稿，乔木在病中坚持审阅完了。他满意地表示：如果其他文稿都能写成这个样子，那就算可以了。这里的《整风运动：1943年“九月会议”前后》和其他文稿，尽管乔木没来得及审阅，但都是努力按照他的要求写成的。
目前一些议论说，毛泽东怎样打击别人、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那就应当是在中央的整风这个层面才有的事了。下面考察这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整风是不是有这个情况。
(一)关于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
这次整风会议是从9月10日至10月22日，前后40多天，其实只开了5次会，乔木担任会议记录。毛泽东在第一天会上作报告，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是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为严重，其表现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因为他们自称“国际路线”，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许多主张不符合实际情况。二是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遗毒，认为现在的延安，学风上存在着主观主义，党风上存在着宗派主义，它们的根源是过去党内“左”的传统，共产国际某些思想的影响和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三是提出了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16条办法，其基本精神是:在理论上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实际问题，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要实行两条路线斗争，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与事务主义;要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论，组织方法论研究小组，中央研究小组一方面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决议;在延安开一个干部动员大会，政治局同志都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但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
在中央整风的5次会议上，有28人次发言，都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认为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对于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意义。与会者对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和政策问题进行研讨，分析了部分文件的一些情况。一些曾经在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本着对中国革命高度负责的态度，进行了沉痛检讨。
张闻天第一个检讨。他两次发言说：土地革命后期的工作，同意毛主席的意见，是路线错误。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有实际经验的老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实际情况。这些错误在反五次“围剿”中发展到最高峰，使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他说，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还要补课。会后，他主动要求去农村调查，从1942年1月至1943年5月，在陕北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兴县等地的几十个农村调查了近一年半时间。
博古也两次发言检讨。他说：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的负责人，应负更多的责任。我过去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教条来反对人家。四中全会上我与王明、稼祥等反对立三路线的教条主义，也是站在“左”的观点上反的，是洋教条反对土教条。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党的许多决议是照抄国际的。过去长时间对错误没有认识，这次学习会检查，感到十分沉痛。但是，我有勇气研究自己的错误，克服这些错误。
王稼祥检讨说：我也是实际工作经验很少的，在莫斯科学了一些理论，回国后参加反立三路线的斗争，是主观主义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中国党过去主观主义的传统很久，其产生根源，除中国的社会原因外，就是经验不够。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
这次会议不只是检讨，还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对党和毛泽东的认识以及历史决议的内容产生了较大影响。一是提出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王稼祥说，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容易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任弼时说：在赣南会议上，我们当时把毛主席的思想当做狭隘经验论加以反对是错误的。从党的20年来的历史看，作为主观主义的思想统治，其中有些是经验的主观主义。张闻天在第二次发言中指出：教条主义常与经验主义结合而互相为用，教条主义无经验主义者不能统治全党，经验主义者常做教条主义者的俘虏。经验主义者也是主观主义，故能与教条主义者合作。此后，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讲主观主义的两种形态，采纳了张闻天的这个观点，后来的历史决议也写进了这个思想。二是提出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陈云说：过去10年白区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在刘少奇、刘晓到白区工作后才开始改变。刘少奇批评过去白区工作路线是错误的，现在检查起来，他代表了过去10年来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他提出，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当，要正位，如刘少奇将来的地位要提高。陈云的这个意见即被中央采纳，在1943年中央领导机构改组时，刘少奇成为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实际上已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把手，他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思想也写进了历史决议。
这次会议的发言者，对1932年至1935年的中央路线的认识趋于一致，都承认是路线错误。但涉及评价六届四中全会，认识的分歧较大。有的认为四中全会决议基本正确，比较多的发言是没有完全否定四中全会，但持明显的批评态度。王明两次发言：表示同意毛主席的报告，承认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强调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他对博古、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政策和做法是不同意的，博古是苏维埃运动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与他没有关系。他还对到会的与未到会的、担任中央领导的与未担任中央领导的、健在的与去世的近20人的这样那样的“错误”，逐个地进行了批评，唯独不说自己有什么政治错误。他的这个态度引起与会者很大不满。会后，毛泽东同其他人一起找他谈话，他拒不认错，反而批评中央的方针政策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太左。他认为目前只能对日本一面战争，不能同蒋介石闹磨擦;与蒋的关系，应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武汉时期，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都是错误的;建议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与蒋介石设法妥协。他最后表示决心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这以后，王明称病，既不参加政治局会议，也不参加中央整风会议。尽管如此，中央并没有对他采取任何组织措施。
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虽然受到王明干扰，但这次会议检讨历史上和延安工作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初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为1942年开展的全党性整风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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