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政府为何不推广避孕套、口服避孕药等比较安全的措施呢？
那么，政府为何不像台湾那样推广避孕套、口服避孕药等更加安全的避孕措施呢？黄树民教授在福建省林村调查时就此问题问过村委书记，村委书记是这样回答的：
“政府根本不相信农民会主动采用避孕的装置，这就像叫狼去看羊一样。农民想尽办法，就是要多生一个。就算装了子宫环，还可能会找一个没有执照的产婆，把它拿出来。所以我们队上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把所有的妇女集合起来，检查她们的子宫环是否仍在原位。当然做输卵管结扎手术是最一劳永逸的作法……输卵管一经结扎便很难复原，所以妇女便难以再度受孕。”（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P202-203）
二、男性结扎：没有宣传的那么好！
不仅女性是强制绝育流产的受害者，男性也同样不可幸免。
（一）不负责任的宣传：男性结扎好处多
为了让更多的男性进行输精管结扎的绝育手术，计划生育宣传时不遗余力地宣传男性结扎多么多么可靠有效，多么多么安全，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1、官方宣传：男性结扎好处多
为了替男性结扎做宣传，很多媒体和专家都纷纷发言大谈男性结扎的好处。如人民网发表文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胡小鹏的文章称“男性结扎不影响射精快感，随时可重新接合”，甚至更夸张地说“临床上常有男性反馈，结扎使他们心态更放松，在性生活中获得的快感更强烈了。”
那计生干部又是怎么说的呢？国家计生委生殖健康中心主任陈振文说：“男性结扎会影响性能力的说法是‘无稽之谈’。从生理上说，结扎后淤积的精子可以通过人体自行吸收，从心理上说，结扎后的男性不用担心使女性怀孕，更不会影响性能力。” 广州市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吴伟雄说：“根据多年来的数据显示，这几种后遗症的发生率都很低，比如痛性结节，只有0.47％的发生率，附睾淤积症也只有0.63％―1.5％的发生率。”
然而男性结扎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么好吗？当然不是！
2、丘勇超：医学杂志上有数据披露，30%到40%的结扎病人性功能会受影响
为了鼓励男性参与节育，国际计生部门一直都推广这项节育手术。但据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男科副主任医师丘勇超说：“在临床上，他确实碰到不少结扎后的男子出现性功能障碍问题，这类病人占了5％左右。医学杂志上有数据披露，30％到40％的结扎病人性功能会受影响，主要是因为精液出不来，导致附睾和输精管囊肿，即使病人后期能自己吸收精液，性能力也会受影响。而男性被强行进行结扎手术，导致心理上存在障碍，引起勃起功能障碍的也大有人在。因此，他明确表示，输精管结扎并不宜推广。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科主任魏鸿蔼也指出，在他的病人中有20％－30％结扎后会出现痛性结节，这些病人由于泻精时出现疼痛感而影响正常的性生活。
血肿和伤口感染作为输精管切除术后最常见的近期后遗症，发病率尚无确切结论，有的说低于1%和2%，但有的也说高至4%和6%。但可以证实的是，输精管切除术手术后近期（2 年内）输精管切除男子罹患泌尿生殖道感染或炎症的风险是未切除男子的1.5～2.5 倍（刘小章《输精管绝育术后后遗症与远期安全性》）。
（二）绝育手术让有些男性失去性福和劳动能力
统计表明，全世界6200多万例男性绝育手术中，中国占3200万例，但这3200万例结扎的男性当中，占95%都是被强制结扎的。由于传统观念和保存家庭劳力等原因，男性的结扎人数要远远低于女性，但被结扎男性身心所受的折磨却一点也不少，比如：
从重庆来深圳的打工者黎邦华于2005 年5月被居委会被强迫结扎留病根，丢饭碗失性福，甚至工作都不能做了（《男子被"强迫"结扎留病根丢饭碗失“性福”》2007年12 月24 日）。
清涧县石咀驿枣林子沟村村民吴宏业1973年8月20日做了结扎手术后，他感觉腰部疼痛且浑身乏力，小腹一直伴有疼痛。1978年，清涧县医院对吴宏业的诊断结果是“扎管后神经管能症”。老吴说，结扎手术后，他就基本不能做重活，后曾经营过一个小卖部，辗转到现在，他只能蜷缩在榆林城区的一个角落里，和妻子一起以收破烂为生。（《榆林晚报》2012年5月14日）
类似的事件也是不胜枚举，当然，同女性的后遗症一样，男性有多少人结扎后出现后遗症，也是计生部门的禁区，数据同样是个谜。
三、强制执行让害人的政策大行其道
为了推行天怒人怨的强制节育，计生部门协同政府想尽办法对老百姓进行围追堵截，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贯彻“计划生育国策”，政府主要采用的强制手段有：
（一）政府：投入巨额人力物力，实行“一票否决制”
政府为强制实行计划生育，投入了巨额人力物力，仅人力一项，据报道，“截至2005年底，全国人口计生系统共有工作人员5087万。其中，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公务员有1048万人。此外，全国还有计划生育协会专职干部1142万人，兼职干部5727万人……”如此庞大的利益相关集团，也正是阻碍“放开二胎”民意呼唤的最大阻力。
在管理方面，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央政府明确提出计划生育要由各级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并实行“一票否决制”，即地方官无论其他方面表现多么优秀，只要当地出生人口数量超标，就会受处罚，处罚包括扣发工资、奖金和福利，威胁免职和降职，断绝晋升之路。这套办法极具效力，逼迫党政干部为完成计划生育目标不得不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方便管理，有些实现计生办竟荒唐到直接向各乡镇下达人流指标，曹锦清在河南调研时就听村支书说到了这种事情：“从1992年开始，市、县计生办还制定一项新的规定:各村每年按全部育龄妇女（从新婚到49岁）的2%比例，送到县卫生院进行流产。这个指标定得莫名其妙。各村超计划怀孕的人数各不相同，同村各年超计划怀孕的人数也不一样。按这个指标，我村每年得送2名孕妇去做流产手术。前年，我村只有一名妇女超计划怀孕，按指标还缺一名，结果只得到邻村去‘借’，实际上是出钱去‘买’的。去年我村没有超计划怀孕的，听说县卫生院有专门出售‘流产证明’的，每份证明一七八百元。我们只得花钱买了两张‘证明’。为了完成这一指标，看来我们还得每年安排两名妇女超计划怀孕了，你说荒唐不荒唐。”（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P389）
（二）制定与节育手术配套政策法规
如河南省2000年《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生育1 个子女的育龄妇女应上宫内节育器；生育2 个或2 个以上子女的育龄人员一方应采取绝育措施。不论何种原因，凡计划外怀孕的都必须采取补救措施，中止妊娠。
广西、广东、山东、河北等省都有相同规定，全国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几乎都一样。
而相对于地方法律法规对强制节育赤裸裸的支持，中央的法律和文件则显得非常羞涩：1995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出台 “七个不准”限制乱打人乱罚款等违法乱纪行为，但对于强制堕胎、强制绝育、强制上环完全装聋作哑。2002年9月1日实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同样只字不提。
地方条文为强制节育提供了法律依据，也让普通民众的反抗失去了合法性，而中央法律漏洞又为地方计生部门为所欲为大开了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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