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船继续作业，不收网”
这两个风雨大作的晚上，陈如华躺在船舱里怎么都睡不着，他十分想念才结婚3个月的妻子。失眠的夜里，他默默地祈求风雨快点过去，这样他才可以早早完成任务回家。
如他所愿，第二天一早，阳光普照，海风徐徐，每个渔民都显得士气很高。陈如华后来回忆起这三天时，他总有一个大胆的假设，“也许越南海警早就盯上了我们，只是风浪太大，炮艇过不来而已。”
陈如华记得，灾难发生当天的早上8：00，他特意看了一眼雷达，雷达显示，在同一海域作业的总共有7艘渔船，都是来自海南水产公司，船队陆续开始下网。孙淑伟负责指挥船队。
20分钟后，一个船员向船长报告，“船长，一艘越南海警的炮艇正朝我们驶来，怎么办？”船长显得很淡定，他只是拿起话筒向孙淑伟指挥长报告，“越南海警靠近，请指示。”
按照以往的经验，越南海警的炮艇从未向他们发起过攻击，再加上这是一只上百人船队的判断，孙淑伟下了这样一个口令：“所有船继续作业，不收网。”
那些年北部湾捕鱼非常自由
孙淑伟的这次错判并非毫无道理。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地质地貌方向高级工程师宋朝景告诉我，上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渔民在北部湾的生产作业非常自由；50年代初期，中国渔民在南岸边3海里外也可自由作业。但到了60年代初和70年代后期，中国渔船被迫退到离越南岸边6海里和24海里以外作业。但究竟距离多少海里，才算入侵了越南领海，不少中国渔民没有清晰的概念。
由于中国渔船的捕捞设备较好，越南在捕捞中处于劣势，上世纪70年代后，越南开始用武力抓扣我在北部湾西部传统渔场作业的渔船。
但在这次灾难前，孙淑伟从未遭遇越南海警的袭击，在他心里，“越南和中国仍是同志和兄弟的情谊。”
宋朝景说，改变是从1993年开始，中国和越南开始为解决北部湾海上划界问题进行磋商。2000年12月25日，两国签署了《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和《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中越两国才在历史上第一次确定了海界。2004年6月30日正式实施生效，双方才划定渔区，开始实施相关协定。
但根据《环球时报》提供的数据，截至2004年6月，越方共抓扣我渔船1600多艘，渔民1800多人，打死我渔民27人，打伤50人，经济损失1.5亿元。
“我们停船了，他们就会登船，不能停”
陈如华的记忆中，随着来势汹汹的炮艇不断驶来，另外5艘“怕死“的渔船，直接起网逃跑了。“不起网1小时只能开3海里，逃不掉的，起网了1小时就可以开11海里呢。”这个有着近40年从业经验的老渔民，细致地解释道。
他所在的渔船“南渔108”号，和另外一艘“南渔122”号，都听从了孙淑伟的建议，继续作业。8?30，炮艇开到了他们身边。越南海警向他们高举一只左手，示意他们停船。
中国老渔民讲述30年前被扣越南1年的故事
“我们停船了，他们就会登船，不能停。”陈如华记得，当时船长惊恐地说出了这番话，于是船向反方向拼命逃跑，但由于没有起网，这艘笨拙的大船不一会就被炮艇追上了，海警们开始举枪射击，先打船尾，再打驾驶台，子弹横飞，船长不幸被流弹击中了腰部。鲜血直流的船长痛得脸上的五官扭在了一块，只能命令大家都躲进船舱，“南渔108”号被迫停下了。
国内海域渔产几近枯竭
在进入船舱前，陈如华还干了两件事，把船上的密码电报销毁，把目前的情况发回公司。
打开电报，传来一把女声，“××生产队，目前××海域红鱼较多。”陈如华心想，“糟糕，这时间正好是公司通报时间，只发信号，不收信号。”陈如华无法直接把情况报告给公司，危急之下，他只能先把情报发给湛江渔业公司。然后再匆匆带着密码穿过甲板到达船舱底部销毁。“（在甲板时）感觉子弹好像在耳边擦过。”
当时的陈如华还不确定，越南海警登船的真正目的。尽管这次打鱼的过程中，他已经能看到越南居民们煮饭的炊烟从烟囱中袅袅升起。但在这之前，陈如华他们的船队也一直在北部湾打鱼，因为国内海域的渔船众多，海产几近枯竭，即使打到质量也不高。
对于这个问题时任海洋地质研究室副主任赵焕庭有更科学的解释，“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像越南、菲律宾等国家当时的渔业非常不发达，只有少数渔船有发动机，多数都是小舢板，他们没有办法划到那么远打鱼。”
因为这样的原因，陈如华的船队，在这里总能打到诸如红鱼、石斑这样的上等鱼。船队也就越驶越近了。
“之前从来没人抓，所以越来越大胆。但船长不知道我们当时可能已经进入了越南的领海，但按照如今国际领海标准12海里来评判，也许我们的渔船确实越界了。”陈如华轻声说。
渔民出海曾配迫击炮
“南渔122”直接被击沉，伴随着熊熊的火光沉入海底，有渔民当场死亡，跳海求生的渔民之后也被越南海警救上了“南渔108”。
“他们（登船后）不断用枪托打我们的头和背，站不稳的直接被打趴在地，黑洞洞的枪口正对后脑勺，最后还是他们用脚踢起来。“陈如华说，平日里一些胆大的年轻小伙都在这时开始嚎啕哭，“我想他们不是被打哭，是吓哭的，我们都怕被枪毙。”
这种屈辱让渔民们想起那个红色年代。“60、70年代我们出海，船上都配着枪，甚至还有机枪、冲锋枪，那时候哪没发生过这种事！”一旁已经痛得让人搀扶的船长气喘吁吁地说道。二十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中国实行全民皆兵政策。休渔期，渔民们还搞军事训练。南海的民兵组织甚至成为防御国民党反攻，防止美国、菲律宾、南越（时称）等船只进入中国海域的有效力量之一。渔民出海则配足武器，远洋捕捞的船队甚至配有机关炮、迫击炮和火箭筒，每次出海都是以公社为基本单位，几个公社联合作战，几百艘甚至上千艘船一起出海。
“完了，真要枪毙我们”
接下来的5天里，20多个船员被关进了胡志明市的西贡监狱。船长、副船长以及电报员陈如华被单独关押。“大概怕我们教渔民串供吧，每天都会审问我们，虽然没有用刑，但是不让我们睡觉，（越南海警）他们怀疑我们是间谍。”这个比同龄人更早有着刀刻般皱纹的老渔民一字一顿地说。
得到丈夫被抓的消息时，李奂贞正在加工厂上班，一个硕大无比的鱿鱼等待她剥皮。她也曾经是个渔民，在船厂唯一一只女生作主的渔船“南渔38”号上工作。整个船厂的船只都以她们为龙头，“只要‘南渔38’号不避风浪，所有船都不能避。”李奂贞从来没有想过，原来除了风浪外，渔民还会遭遇另一种灭顶之灾。
人生中第一次坐牢，让这个从小谨小慎微的26岁男孩很困惑，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坏事。在海南岛的那些年，越南人到处都是，他们相处的很融洽，“我们甚至教他们织网、捕鱼，为什么今天他们要这样对待我们？”当时的陈如华把这归结为“恩将仇报”。3月8日，他们被转往河内国际监狱。陈如华的记忆中，这一段异常可怖。
大清早他被两个越南警察抓出牢房，一直带到平日放风的小操场上，眼睛还没来得及适应突如其来的阳光，就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黑布，“用棒子打，用枪托打，说话打，走慢了也打，”陈如华心想，“完了，真要枪毙我们。”
“这个剃光头”
忽然他听到呼呼的风声里，隐约夹杂着同伴们的窃窃私语：“他们想干什么？”
但在越南警察操着他们听不懂的语言愤怒的吼叫后，人声彻底消息了。他感觉自己被赶上了一趟楼梯，发动机响起的瞬间，他才知道自己大概是上了一架飞机。他不知道飞机究竟飞了多久，但在他的感觉中，犹如过了整整一个世纪。飞机降落后，他的黑布才终于被扯下，那是接下来的一年中，他最后一次看到同伴们的脸，“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夸张，有的像被吓破了胆，呆呆的，有的则挂着眼泪，涨红了脸。”
陈如华和另外20来个同伴被带到了一间黑屋子里，推开房门前的刹那，他说自己倒吸了一口冷气。幸好，房间里只是3个面目狰狞的“发型师”。同伴们排着队，一个个等待着被剃头。
轮到他时，他听到那个貌似长官的“发型师”恶狠狠地用越南话说，“这个剃光头。”由于长期和越南人打交道，陈如华也懂几句越南语，这句话他听懂了，整个人吓得僵在那，“直到他们拿棍子打我的背，我才傻傻地坐下，从来没剃过光头，很害怕。”
梦到儿子已经3岁
接下来近1年的时光，陈如华和船长、副船长依旧被单独关押在牢房里。
牢房里有一张石头床，夏天有席子，冬天有棉被，还有一个小洞，只能小便。每天能吃两餐，都是不足一两米的稀粥，偶尔有些放坏了的清水煮贡菜，没有一点油。经常把这个大块头的年轻人饿得浑身发抖。
除了每天两次，时长5分钟的“放风”（监狱里定时让犯人到院子里散步或上厕所）和每隔两三天进行一次的例行审问外，其余的时间，陈如华都被关在不足5平方米的黑暗牢房里。所谓“放风“也并不像电视中的情节，可以打打篮球，晒晒太阳，他们“放风”就是洗把脸和拉大便，解决最基本的生理需要而已。而且是轮流放风，他连见一眼同伴的机会都没有。“幸好，没有劳动。”陈如华自嘲地说道。
实在无事可做的日子，陈如华用席子编了算盘，在牢房里练习珠算。但更多的时候，他只能呆呆地躺着。他常常会做梦，有时梦到妻子站在他的床头，问他什么时候回家；有时梦到儿子已经3岁了，一边向他跑来一边喊着爸爸，这样的梦醒后，这个1.75米的高个男生总要环抱双膝哭上一会，“像个女孩”这个如今快60岁的男人有点害羞地说。但也是这些美好的梦，反复提醒着陈如华，“我一定要活下去，儿子和老婆还在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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