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黄岩岛事件后，媒体涌入这个离南沙最近的渔港,中国渔民已然站在了“外交刀尖”上。记者分赴海南、浙江、广州3地采访近年来热点海洋事件中的中国水手，关注“蓝色国土上的耕作者”。
2012年的这个春天，中国渔民麻烦不断。
3月30日，两艘中国渔船遭遇帕劳警方的执法，造成1名中国渔民被射杀，25名船员被抓扣，我估计很多国人看到这则新闻的第一个问题都是：“这个人口仅有2.1万的岛国在哪？”
4月8日，12艘中国渔船在黄岩岛泻湖内避风时遭到菲律宾海军舰艇的骚扰，后引发中菲之间激烈的外交争端；4月19日，涉嫌刺死韩国海警的中国渔船船长程大伟被韩国地方法院判处30年监禁。
……
一时间民情沸腾，有媒体写道，“对于中国渔民来说，现在正是一个最困难的时刻。”
从5月8日到5月10日，我们连续在《人民日报》上读到3篇评论，这些评论的标题从第一篇的《学会自我约束》最终到了《忍无可忍，无需再忍》。
中国渔民已然站在了“外交刀尖”上。
中国科学院南洋海洋科学研究所海洋地质研究员赵焕庭认为，民情沸腾的背后，是长期以来，中国渔民遭遇的困境和大国实力不匹配带来的国民心理落差。
领海纠纷问题如何解决？大国渔民如何保护？这成为2012年，摆在中国面前一道无法回避的大国考题。
6月7日，新华社刊发题为《黄岩岛事件考验中国大智慧》社评。社评中说，这次事件，国家一方面通过行政执法维护主权，另一方面始终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来实现问题的“软着陆”，这也让一些说怪话的西方国家再无怪话。
赵焕庭解读，这篇社评实际点明了未来中国解决领海纠纷的重要手段。他说，在今后一段很长时间内，行政执法（海监船）、民间力量（渔船）、外交途径要“三管齐下”。
南海问题专家厦门大学李金明教授则说，为保护渔民的安全，国家渔政船、海监船等执法力量必须长期地在争议海域附近巡逻，以便冲突发生时可以及时赶到现场。
我们都认可这样一个观点，大国应为渔民谋。
本期新深度周刊推出《大国渔民》策划，关注这群“蓝色国土上的耕作者”。本刊记者分赴海南、浙江、广州3地采访近年来热点海洋事件中充当主角的中国水手，他们的过去和现在所经历的悲欢都是这个国家走向深海这一漫长进程中的复杂另一面。
潭门的世界
5月中旬，刚被菲律宾释放回国的水手郑标站在他此前千百次出海的潭门渔港，在一年前，他被菲律宾以“越界捕捞”罪判刑入监。
如之前的千百次一样，这个水手站在港口打量海面，这次，他发现整个渔港对比一年前冷清了许多，多数的船只已经起锚离港。
此刻的他还不知道，离潭门镇最近的黄岩岛海域，中菲两国的对峙已经到了《人民日报》评论的那样“忍无可忍，无需再忍”的地步。
郑标说，如果他知道，就算一个人开着小艇，他都要到“黄岩岛”去报一年前的“一箭之仇”。他说这句话的神态，让我想起了那个中世纪挑战风车的英雄。
5月26日，潭门港口上，第一批自愿赶往黄岩岛支援的6艘渔船离港出发，3天后，又有潭门10艘渔船跟进，政府给每艘到黄岩岛的渔船补贴10吨柴油。
“保卫出于渔民的自愿，不要钱也要去。”当地一渔民作家郑庆杨说，在潭门，渔民将世代耕耘的黄岩岛视为“祖宗地”，如同山民保卫山林一样，渔民保卫“祖宗地”是保卫传统，更是保卫渔民的荣誉。
当地一知情人说，这批前往黄岩岛的16艘潭门渔船之前用绳索互相捆绑形成船阵，封锁泻湖入口，也正是这一举动吓得一艘仍停留在湖内的菲律宾公务船紧急从泻湖入口撤离。
6月6日，黄岩岛事件发酵的57天后。
那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发布消息，菲律宾已经于6月3日撤走最后一艘公务船，目前中国渔船在黄岩岛泻湖内正常生产活动未受干扰，中国公务船继续在黄岩岛海域为中国渔船、渔民提供管理和服务。
6月9日，一位仍在黄岩岛海域潭门渔船船长通过海事卫星对我说，他和其它船只已用绳索互相捆绑，停泊在黄岩岛泻湖入口，防止菲方船只再度进入。
也就在当天，这些仍在黄岩岛作业的渔民妻子们从电视上看到一则消息，从6月9日起，海南省海洋预报台正式增加了西沙永兴岛、中沙黄岩岛和南沙永暑礁3个岛礁的海洋环境预报。
那天，对于这些等男人平安回家的女人来说，这算一则不错的消息。
村子里遍布的衣冠冢
“潭门是世界的一个特殊部落。潭门渔民是世界历史上唯一连续开发西南沙的特有群体。”今年54岁的当地作家郑庆杨这样写道。
黄岩岛事件后，媒体开始涌入潭门，打量这个离黄岩岛最近的渔港。
你在网络上很难找到有关潭门细节的记录，只有从渔民出身的郑庆杨书中，才能窥见有关潭门一些外人不易觉察到的秘密。
“我年轻时接触过的渔民，现在几乎都死光了。”一直卧病在床的郑庆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
这个从小就是渔民孩子，后来立志要书写祖先历史的作家提醒我去查询他关于潭门的著作。
不同于网络上有关潭门的概念介绍，在郑庆杨的描述中，潭门的每个故事都具体、可感。
“村里几乎没有男人，都是女人和孩子。而且，每个女子都对气象有着极其老到的观察能力……
渔港的老船员喜欢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坐在海边，蹲在船头，一边遥望着大海，一边一次又一次地讲述，自己曾经被抓到了哪些国家，蹲了几年的外国监狱。
他们轻松调侃的口吻，让我在儿时一直把这些事情当做笑话听，甚至觉得被抓到外国监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只有当休渔期到来时，男人们开始陆续从海上归来，村子里才开始热闹起来。但是这种热闹中，总会掺杂一些不安的因素。有时候一些男人本该归来，但是家人等了他们几个月，却始终等不到归人。”
郑庆杨说，那些无法归来的人大多被外国劫持，生死未卜。
劫持他们的国家可能是越南，可能是菲律宾、马来西亚，也可能是某个连名字都很陌生的小国。而家属们只有继续等下去，也许几个月后，会有侥幸逃生回来的渔民，乘着破烂的小船，给他们带回亲人的消息。
“有一些时候，有的渔民家属实在等不下去了，就在家后的空地上为一年没归来的人设立了衣冠冢。有一段时间，村子里遍地都是衣冠冢，‘死要见尸’甚至成为很多潭门女人的梦想。
有时候，一些妻子和母亲不甘心，就扎了一个草人，拿到海里去涮一圈，沾沾海水的味道，再将草人当做活人的尸身一样埋起来。
但是没过多久，出海的人却奇迹般回来，就像从地狱里突然出现一样。
那些劫后余生的男子们，则无一例外，都选择了过一段时间继续出海。几乎不存在被抓了之后就不出海的男人，就算是船被扣了，也要想办法买船再出海，这是一个负责的男人给家庭的交代。”
一组官方的数据辅证了郑庆杨的说法。
据农业部南海区渔政局不完全统计，1989年至2010年，周边国家在南沙海域袭击、抢劫、抓扣、枪杀中国渔船渔民事件达380多宗，涉及渔船750多艘、渔民11300人。其中，25名渔民被打死或失踪，24名渔民被打伤，800多名渔民被抓扣判刑。
郑庆杨说，这些事件中，其中大多数的主角都是潭门渔民，毫不夸张地说，近几十年，每个潭门的渔民家庭，都有男性家属因为被外国劫持而葬身海外，而且每个家庭都不止一两个，甚至有不少家庭已经因此绝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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