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时乎？
1919年，陈独秀第二次入狱，远在湖南的毛泽东还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撰文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到了1937年陈独秀第三次入狱获释，毛泽东在接受英国记者贝特兰采访时，话锋急转，“陈1927年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该忘记历史上这个血的教训”。
陈独秀被批驳为“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托派取消主义”，无不起于陈独秀对北伐的抵制，以至在国共合作上举棋不定。
陈独秀反对北伐的呼声，最早还可追溯到1923年。那时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蜜月期，国民政府所在地广东的军阀陈炯明兵变，孙中山欲北联曹锟，兴兵讨陈。
身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一面发动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执委会向孙中山写联名信抗议，“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方法”，一面又动用中共的舆论工具，在党刊《向导》上发文，“若孙中山可以和曹锟携手，北伐伐谁？岂不是孙中山和陈炯明走到一条道路？”气得孙中山勃然大怒，“他再敢胡说，看我把他开除出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中共党员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遍举中国的舆论，声援陈独秀的竟只有过去的北大同事胡适。此时的胡适，还只站在一个局外人清议的立场。他反对孙中山以“背弃主子”、“犯上叛逆”为口号讨伐陈炯明，批判其“用旧道德的死尸来作攻击他人的武器”。
胡适身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所发的清议，尚且遭到国民党所操舆论一个多月的围攻。陈独秀身为国共合作统一阵线的党内人物，他的言论就不得不面对政敌在幕后的揣测。
他本人也预感到这种危机，从中共“二大”开始就提出退出国民党的要求，以便在党外“对孙中山和国民党进行监督和批评”。而对这一原则的坚持，却成了触动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之间矛盾的导火索。后者所指派的代表，从马林到鲍罗丁，一直要求中共要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皮，躲在国内党内部“借壳”发展。
陈独秀个人的政治灾难正是由此而起。当蒋介石指挥的北伐出师连捷，进逼中部重镇武昌时，陈独秀还签署了中共中央《第五次关于时局的主张》，仍与北伐唱反调，提出“主张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出路”。
1927年4月，北伐军逼近上海，那是陈独秀曾向孙中山提出的“中国革命的中心”。书生意气的陈独秀再也坐不住了，他亲自发起组织第三次上海工人暴动。第一次坐阵前线指挥，也成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直接参与革命行动。
昙花一现的上海市临时民选政府，只维持了不到半月，就迫于蒋介石兵临城下的压力而告解散。
吴稚晖在晚年回忆录中记述，陈组建上海临时民选政府以前，他们之间曾有一段对话。他语陈：“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两百年尚嫌不足，否则急切轻挂招牌，只是赝品。”陈答：“现在哪里行共产，行共产不是疯子么！”吴遂问：“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陈答，“二十年。”吴掩面而走，“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国民党的性命太快了一点。”
局外人
陈独秀缺席了检讨大革命失败的“八七”会议，和此后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丁回国述职时，形容陈独秀“像一个图书评论员，他等待着书籍的出版，然后阅读，写书评”。
终于，1929年10月15日，中共创始人陈独秀遭开除党籍。和他一起被开除党籍的还有中国“托派”的领导人彭述之。
撒手不再做领导后，自号“撒翁”的陈独秀，陆续在新创的《布尔什维克》、《无产者》、《热潮》等杂志上作文，“既不拥国，也不拥共”。自判局外的他，似乎再次体验到了思考、写作、批评自由的状态。
陈独秀生命的最后四年，是在四川江津（现隶属重庆）的巴山蜀水间度过的。一直陪伴他身边的，只有他的第三任伴侣潘兰珍。
在陈独秀所寄寓的鹤山坪石墙院里，整个世界似乎都安静了下来。日夜轮番轰炸重庆的敌机，到了重庆南边二十公里的这个小县城上空，也就向东返航。
陈独秀在山村中的避世生活，也难以求得完全的清净。1938年，蒋介石的特使戴笠和胡宗南提着茅台、瓜果登门，假托向其求教“对国事的看法”，来探探他的口风。陈独秀漠然回绝，“逃难入川，虽国事萦怀，却并不闻政治”。而暗中出此策的不是别人，正是张国焘，此时他已投身戴笠门下。
来人自找了个没趣，被打发走后。陈独秀终未能平息胸中波澜，在1942年间写下四篇宏文《我的根本意见》、《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再论世界大势》和《被压迫民族之前途》。
虽藏之深山，陈独秀的眼界却仍远届大洋彼岸，乃及身后之世。他在《我的根本意见》中称，“我们不能轻率宣布‘资本主义已到末日’，没有震动全世界的力量之干涉，此次大战自然不是资本帝国主义之终结，而是它发展到第二阶段之开始，即是由多数帝国主义的国家，兼并成简单的两个对垒的帝国主义集团的开始。”
如此高瞻的预见，也正合于此时出使美国的胡适的观察，“不很远有个太平洋战场，我们也许可以翻身”。陈独秀的洞察，则更超越他们所存之世，预言到了二战后的世界，两大力量对峙的冷战时代的开启。
对于斯大林主政的苏联，他的观点比二十年前犀利得多。十月革命刚取得胜利时，他只把苏俄的胜利看作一项特例。现在他认为，“苏俄虽然经过了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变更了国家的阶级性，剩余劳动在名义上归了工人自己的国家，而实际上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还存在着”。
他直指“苏俄堕落的大原因”，正在于“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独裁制如一把利剑，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为用之杀自己。”胡适1949年在驶往太平洋的一艘客轮上，编订《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时，慨然作长篇序言，“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
1942年5月27日，油尽灯枯。陈独秀在江津病逝。在陈独秀的葬礼上，陈松年端着用炭精画出来的父亲遗像，那遗像出自当地一土画匠之手，将陈独秀画得很像一位前清的老太爷。几幅挽联说：
纵浪人间四十年，我知我罪两茫然；是非已付千秋论，毁誉宁凭众口传。
伊人去兮事迹犹存；人生功过自有评述。
言皆断制，行绝诡随。横览九州，公真健者；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
陈家的仆人吴元珍，目睹着浩荡百余人的送葬队伍，始对她家主人有了一点模糊的见解，“陈先生活着时，我们没觉得他有啥。死了，才晓得他了不起。连县长那么大的官，鞠公开时，还只能站在最后头……”
（感谢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教授对本文的校订。参考书目：《陈独秀著作选编》（一至五卷）、唐宝林《陈独秀全传》、朱洪《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沈寂《陈独秀传论》、王观泉《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中共江津市委党史研究室《陈独秀在江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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