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文革墓群:埋葬数百冤魂多因武斗罹难(组图)

　　摄影家田太权武斗死难者墓群作品：“遗忘”。　图/南 方周末资料图

　　因为一双鞋子参加武斗但很快，这些美丽的年轻人便成了尸体，送到了“尸长”郑志胜所在的防空洞里。

　　周家瑜并不觉得当年的武斗有什么错误。“我们当年的战斗是遵照党中央的决议，这些死去的烈士，和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中的烈士一样，是为自己的信仰献身的。”他是武斗存活者中，“坚持自己信仰”的代表人物。

　　当年重庆大学的大学生周家瑜、郑志胜两人卷入血腥武斗并成为一派的领导人，有很大的偶然性。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关心政治，他们到处贴大字报，又把中山路改成‘反修路’，反右派，我都不理睬。”周家瑜说。但1966年7月19日中午，他看到重庆大学的老校长郑思群被重庆市委派来的“四清”工作组绑走，那么大年纪的老人光着脚在烈日下走在水泥地上。周家瑜便决定“造反动市委的反”。――此前郑校长每年都给周家瑜发奖学金，周视之如父。

　　郑志胜加入“8・15”派的原因，和周家瑜一模一样。郑校长曾送给光脚上学的郑志胜一双鞋子。

　　“我是因为一双鞋子参加武斗的。”许多年后，郑志胜感慨道。重庆当地何蜀等研究者以及周家瑜等亲历者提供的武斗发展脉络是：第一次武斗发生于1966年12月4日。保皇派和造反派在大田湾体育场发生械斗，但并无人员死亡，可是血腥却被激活。此后的半年内，长矛、大刀等冷兵器投入使用。目前有记载的死亡，发生于1967年6月。死亡事件促使武器升级，7月7日，嘉陵江大桥的一次武斗时，“反到底”派第一次使用小口径运动步枪，击伤数名“8・15”成员。随后，武斗迅速过渡到热兵器时代。

　　据周家瑜介绍，重庆武斗中激战的双方“反到底”和“8・15”两派，原来属于“8・15战斗队”。在冲击政府机关夺权后，因为内部权力分配出现分歧，再加之对罗广斌等关键人物的支持出现分歧，1967年2月，黄廉、邓长春等人从“8・15”出走，成立了“反到底”派。

　　但即使武斗最血腥的时候，“8・15”和“反到底”的高层也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一切看起来像是游戏――周家瑜和“反到底”黄廉、邓长春是好朋友。几个人经常在一块吃饭、聊天，有事还互相帮忙。

　　但他们领导的两大组织，每天都在屠杀着对方。

　　抗战时，国民政府将全国的主要兵工厂迁到了陪都重庆，解放后全部被新政府接管;经过建国后十多年的“三线建设”备战，到1960年代中期，“重庆已经是亚洲最大的军工生产基地”(重庆学者王康语)。7月7日“桥头枪声”后，双方很快接管了包括生产坦克、高射机枪、自动步枪的各个兵工厂，于是，除了飞机、导弹之外的各式武器迅速武装了双方的战斗员。

　　“重庆武斗激烈的另一个原因，便在于重庆是一个移民城市。所以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比其他地方突出。”王康说，“抗战时，全国的知识精英和熟练工人，被国民政府有组织地迁徙到重庆，抗战结束时，重庆的总人口翻了数番。”

　　作为武斗中红极一时的人物，周家瑜的经历佐证了王康的分析：“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为了保护毛主席来参加武斗的，好多‘小混混’、地痞流氓，也组成了自己的造反派，去造曾经打击过自己的司法机关的反。”

　　“很多人都是被裹挟进来，然后稀里糊涂就牺牲掉的。”周家瑜说，他认识的一个低年级同学，因为喜欢把子弹壳做成钥匙链，挂在屁股后面叮叮当当的响，为了捡弹壳，被打死了。

　　“市政服务没有了，渝中半岛变成了垃圾堆;粮食、蔬菜的供应都断了，我的父亲是‘8・15’派的干部，但是家里也没有吃的。”57岁的席庆生回忆道，“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准备去到重钢李子林投奔亲戚，走到毛线沟屠宰场对面时，一个‘8・15’的人刚擦完枪试枪，把我母亲打死了。”

　　但在那个火红的年代，没有人怀疑过战斗的意义，或者思考过局势的复杂。王佑群――2000年后墓地最重要的看守者和研究者之一――当时还是一个小姑娘：“看到邻居的大姐姐们穿着军装，系着武装带，我一下想起毛主席所说的‘飒爽英姿’，很羡慕，盼望着长大后成为她们中的一员。”

　　中山大学教授、学者刘小枫当年也还是少年。在他的回忆里，连儿童也组成了“战斗队”相互厮杀：

　　“我家门前的小巷已经封锁了，三四个女高中生戒守在这里。时值7月，天气闷热，绷紧的武装带使她们青春的胸脯更显丰实，草绿色的钢盔下有一张张白皙、娇嫩的脸，眼睛大而亮丽。重庆姑娘很美……她们手中的五六式冲锋枪令我生羡。”

　　但很快，这些美丽的年轻人便成了尸体，送到了“尸长”郑志胜所在的防空洞里。

　　更多的亲历者开始反思那一场劫难。“尸长”郑志胜说：“1967年的8月，重庆武斗最激烈的日子，是我最苦最累的日子，也是我失足跌进深渊的日子。别人的血、汗和泪;我的血、汗和泪交融在一起，流进了深渊。我在噩梦中掉了进去，苦苦挣扎。”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