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抚摸身上的刀伤枪伤”
陈卓(化名)，男，原重庆某中等学校“反到底派”头头，1969年入狱，1972年释放，现为房地产商人。
我本人直接参加了武斗，从1967年打到1968年。我当时是学校“反到底派”的狗头军师(笑)，同学们都喊我“参谋长”。我身体一直比较弱，弱不带兵嘛。
我惟一一次带兵是1968年6月29日至7月1日这次3天3夜的激战。6月29日，“二和尚”跑到我们学校来搬救兵，他是建设厂技校“砸派”的头头，他指挥的建设厂“砸派”与“8・15派”干起来了。当时武斗打了一年，死的人太多了，战斗队员都产生了厌战情绪、恐怖情绪，都不愿去。我当时出于强烈的派性荣誉感，勉强把200多名战斗队员集合起来，说谁愿意跟我去的就出列，有70多个人出列。我们全副武装，甚至把解放鞋带取下来串着子弹夹挎在身上，省得在战场上换弹夹耽误几秒钟的战机，这是一种拼死到底的态度。当时，我的脑海里不断地浮现着陈辉(革命烈士，死在渣滓洞)的名言：“战士的坟墓比奴隶的天堂更明亮。”当时大家的心情真的很悲壮。我们在杨家坪参战，打了3天3夜，我们这一边惨败，我带去的70多名战斗员当场牺牲了4个，还有7个被对方俘虏后也全遭枪毙了。
“二和尚”在撤退时睡着了，怎么都弄不醒，结果也被对方俘虏枪毙了。与他同时被俘的还有一个同伴，那个同伴是建设厂的子弟，他父亲是“8・15派”的，因此那个同伴得救了，没遭父亲的阵营枪毙。“二和尚”是建设厂技校的学生，是资阳人，无人说情。我一直记得“二和尚”来找我搬救兵时的样子，穿着蓝色学生装，拴根牛皮带，铜扣锃亮，腰间插着一把驳壳枪，脚上穿着解放鞋，挽着裤管，中等个，短发，方脸，威风凛凛，但脸色苍白。
这次战斗，我们这一派也枪毙了对方4个俘虏，其中两个是我亲自俘虏的。我为此内疚、忏悔、痛苦了几十年，因为我无法忘记他们当时被俘虏的那一瞬间的目光。他们当时端着冲锋枪站在车间一台机床边，混战中我退进了这个车间，一发现他们我凭直觉判断是“8・15派”的，立即冒诈我是“8・15派”的，他们把枪背起来向我走近，我马上就―――那一瞬间，他们的目光充满了悔恨、恐怖、绝望。两人都有30多岁，是工人，我想他们一定有儿女、妻子―――这几十年我一直因此而得不到解脱，永远得不到―――这是兽性的恶，在现世中不会也不应该被宽恕。重庆武斗最惨无人道的事就是互相杀俘虏，这是全国武斗过程中最黑暗的一幕，是我们这一批人心灵上永远的污点，它不会被时间磨灭。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反思文革，一直在抚摸身体上的刀伤，枪伤。
这次武斗结束后几天，1968年7月9日，两派在江陵厂重燃战火，双方动用坦克、大炮、轻重机枪激战，附近民宅被炮击成千疮百孔。也是当月上旬，两派还分别在杨家坪、大坪、重庆医学院、二四二部队、五一技术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均出动水陆 两栖坦克、舰艇、三七炮、四联高射机枪、野战炮等重武器。上述地区民房、单位建筑、器材设备遭重创，两路口至杨家坪无轨电车网被打烂，全线停运1年多。经过上述几次大规模激战，重庆“8・15派”彻底控制了局势，“反到底派”全体成员及其家属总计数十万人集体分批疏散，逃离重庆，“大清洗”的谣言像瘟疫一样倾压山城。
在逃到成都后(成都是以四川大学“8・26派”为首的造反派天下，“8・26派”是 欢迎重庆“反到底派”的)，弱不带兵的18岁的陈卓再次纠合从重庆逃来的2000多名红卫兵，因为人多枪少，他们拦截火车一路狂飙杀往四川绵阳、广元，找当地驻军要武器弹药，准备杀回重庆，被驻军拒绝，从而避免了一场更大的惨祸。
1968年9月23日，重庆市革委、警备区发布命令，严令一切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无条件上缴一切武器弹药、运输车辆;拆除武斗工事、据点;解散专业武斗队。
1968年10月15日，两派宣布撤销总部，解散组织。
法官某某，男，56岁，原文革武斗中“砸派”成员，已退休，离开家庭，独居在郊区，过着很无奈的日子，自嘲生活混乱，3次拒绝采访，最后却不过老战友的情面，终于对我们打开了话匣。
提到沙坪坝那个红卫兵墓地，我实在太熟了，不想说，太伤感了。(沉默)
当时，我在要害部门工作，因为一个同学的弟弟在化龙桥读书，我经常到他学校去看他，文革前我们就很熟了。后来运动开始，加上观点相近，我自然就加入了他们学校这一派(砸派)。
1967年7月24日，这天下午，他们学校的学生拦截了一辆路过的“8・15派”车辆，并扣押了随车人员和一位军代表。我向来不主张乱抓乱打，经过我的劝告，他们把人放了，但军代表因为时间晚了，当天没走成，继续被扣押。晚上，我得到情报：重庆大学“8・15派”抢了武装部，得到了许多军用装备，并且准备攻打我们这边的学校，因为学校所在地化龙桥是重大到市区的必经地，所以从技术上考虑，重大“8・15派”非拔掉这个钉子不可。这天晚上，大家都很紧张。凌晨3点钟左右，我看见夜空升起了3发红色信号弹，知道“8・15派”进攻开始了。大约4点钟，我听见枪声，从声音判断，有冲锋枪、机枪，还有极少量的土制炸弹，这些火力一直在外围打到天亮。我们这一边都是冷兵器，仅有4支小口径步枪，其中3支不能用，只有1支可打。对方不摸底，以为我们沉着打埋伏，直到天亮了才冲进来，打死了10个学生，他们也死了1个。
我和另一个同学躲在宿舍房顶，他同学脑门子上中了一枪，死掉了，我成了“8・15派”的俘虏。
从7月25日到国庆节前，我当了2个多月的俘虏。我被押到沙坪坝公园挖过十几次墓，主要是处理掩埋那些对方不愿处理的尸体，都是高度腐烂、臭气熏天的尸体。我们要跪在这些尸体前，首先低头向尸体请罪，然后清洗创口，注射福尔马林，给尸体打扇子驱赶蚊虫、苍蝇。
管理我们这些俘虏埋尸的人叫郑志胜，他是重大学生，因为出身成份不好，为了证明自己革命的彻底性，他要求来墓地负责，当时“8・15派”派想在那里建自己派别的烈士陵园。郑为了争表现，一方面非常真诚地同情己方的死难者，一方面绞尽脑汁残酷折磨俘虏，所以我们背后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尸长”。有4次，我记得，郑志胜等我们挖好坑，把棺材放下去后，突然叫我们全部跪在坑边，他指挥别人从背后向我们开枪，我以为自己要陪葬了。他耍的这一招叫“假枪毙”，但哪一次都不知道是真是假，我自己就亲眼目睹过他毙掉过一个女俘。
郑志胜后来分配到新疆工作，文革结束后被抓回来，因为有血债，开始就关押在我同学的单位，大家都知道我过去在郑志胜手下当俘虏的经历，没少怂勇我趁机整他一把，但是我没有整过他一次。我始终认为，我和他之间没有个人恩恩怨怨，大家遭罪都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
这段非人的经历对我的影响太大，我目睹了一个人在极端状态下人性恶的、丑陋的一面，它粉碎了自己也粉碎了别人的世界。这里看不见希望。这肯定影响了我后来的生活。我对什么都看得无所谓，一生就这样子，无所谓了。
“校花”之死
记者在墓地上发现了一块最完整的碑文，极具代表性，摘抄如下：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吐嘉华。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最优秀的战士张光耀、孙渝楼、欧家荣、余志强、唐明渝、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炽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不周山下红旗乱，碧血催开英雄花。披肝沥胆何所求，喜爱环宇火样红。你们殷红的鲜血，已浸透了八一五红彤彤的造反大旗。啊!我们高高举起你们殷红的鲜血(?)。/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呼吼(?)。你们英雄的身躯，犹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红岩岭上，歌乐山巅。
立碑者系“重庆革命造反战校(原二十九中)”。记者从29中校友录上查到了唐明渝的3个同学的地址，通过她们辗转找到了陈国英，她是欧家荣、唐明渝、余志强、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等6人死难现场惟一的幸存者，她十分友好地接待了突兀来访的记者。
一提起当时二十九中的“校花”唐明渝，和唐明渝的其他3位同学一样，陈大姐不胜唏嘘，她说：“唐明渝当时才16岁，身高一米六几，热情大方、漂亮，特别擅长跳舞。 我唱歌挺好的，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和她加入了战斗团，唱歌跳舞搞宣传，大家都觉得挺好玩，根本就不可能想到死亡。结果一下子，4个女生，两个男生都死了，杨武惠死的时候还只有14岁。”
陈国英回忆道：“1967年8月4日，中午，很热，我正在家里午休，我家当时就住在今天的女人广场。3个女同学来叫我，说去帮‘8・15派’的一个指挥部搬家，从杨柳街财贸俱乐部搬到外贸大楼，中午1点钟左右，我们开了一辆解放牌汽车，停在俱乐部门口，东西都装完了，是一些棉絮、文具用品、纸张，没有一件武器。因为天气很热，我们5个女孩子嘴里都含着冰糕，大家都穿短袖衬衫、裙子、凉鞋。我们上了车，还在含冰糕的时候，枪响了。我因为是最后一个上车的，听见枪声，火力很猛，我想如果不跑，肯定会被打死，所以我立即跳车，跑进俱乐部大院，两个好心的陌生人给了我一件军衣，叫我快穿上，我穿好了军装，他们就托着我翻围墙，翻过去后我搞不清方向，居民赶紧给我指路，我朝着俱乐部反方向的路，从杨柳街―――五一路―――依人巷，一口气跑到了重医二附院，到医院后我才知道自己受伤了，一对长辫子被枪打断了，右手臂被子弹射穿，左手臂也被子弹拉开了一道口子，当时满身是血，脑子里一片空白。”出院以后，陈国英退出了战斗团宣传队。
1969年3月17日，陈国英清楚地记得，她和29中的同学下放到乌江边的彭水县插队落户，坐船去的。“我是那条船上年纪最小的，那时很绝望，我是哭得最凶的一个，真的很伤心。”
江水茫茫，辞别山城，两年来的血雨腥风化作了无尽的伤怀，18岁的陈国英18年后回到重庆，“想起来，就像做了一个恶梦。”
朱孝云，女77岁，退休工人，寡居。1967年8月4日，她17岁的独生子余志强死了。 34年来，她一直没去过墓地看她的爱子，她也一直坚持没有换过房间，“怕娃儿回来了找不到我。”
2001年3月11日上午，好心的陈国英大姐领着记者，在临江路的一个老式门洞里找到了朱孝云，她听见陈国英亲切地喊她“姨妈，我是余志强的朋友，陈国英”就一把紧紧地抱着陈国英，“儿―呵”地恸哭起来。
34年过去了，这位痛失爱子的母亲却无时无刻不在怀念17岁的独生子，因为无力，她才没有了恨，才无奈，才隐忍。她打开被层层包裹的儿子的团员证，抚摸着儿子这生前惟一的一张照片，不断地泣诉，“我的娃儿好乖啊!他死得好可怜啊!”17岁的余志强身着海军衫，英俊、迷人。
满头白发的朱孝云每天守在门洞里，卖0・2元钱一包的棉花糖，贴补家用，打发余年。两个少年目睹母亲被杀
席庆生，男，1952年生，某民营企业高级职员;席庆川，男，1954年生，重庆美术公司摄影师。1967年8月24日，他们兄弟俩目睹着母亲黄培英被杀。尔后，兄弟俩在沙坪坝公园亲手掩埋了母亲。那一年，母亲才33岁。
1967年8月24日，母亲带着我兄弟俩从九龙坡区滩子口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的家里出发，准备到李子林投奔亲戚，因为双方武斗越来越厉害。上午10点左右出发，抄小路走到毛线沟屠宰场对面，大约11点，这时突然枪响了，第一枪打我，因为我走在最前面，母亲在中间，他(席庆川)在后面。我们身边的子弹乱飞，打得地上的土扑扑地扬起来。 我有武斗的经历，赶紧喊卧倒，自己同时就卧倒在地，这时刻我就听见母亲“啊”地一声倒下去了，我转过来一看，母亲正痛苦万分地撑着胸部，我不顾一切地扑到她身边，大声地叫妈妈、妈妈，抱着她的头，她手上的血汩汩地流下来，两眼直直地盯着我，没有说一句话。我马上撕开身上的白汗衫，准备包扎，这时，对方又用高射机枪朝我们扫射，我马上脱掉白汗衫朝对方狂舞，表明我们是和平居民。但枪声未停，我又卧倒在地，弟弟躲在海椒地里。枪声一停，我又爬过去看母亲，她完全断气了，子弹从左乳下射进，从右腰部射出。我兄弟俩当时都没哭，绝望了，茫然了，极度恐惧之下不可能有眼泪。路边的农民这时从门洞里探出头来，朝我们招手，我们跑进门，背后山坡上的机枪又猛烈地叫起来了。我们俩抵着土墙浑身瘫软在地，我们一直躺了几个小时。下午五六点，我们沿着河沟，猫着腰，一会儿爬，一会儿跑，一会儿躲，逃到了大路上，继续朝李子林方向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找到亲戚。然而，我们赶到了李子林才发现，这里的一大片房子都已经遭到炮击毁坏了，空荡荡的，连人影都找不到了。 我们只好沿着公路继续走，被大批逃难的居民裹挟着朝钢花电影院方向移动，漫无目的地寻找父亲。这一年，我15岁，弟弟13岁。
后来，席庆生，席庆川兄弟俩亲手把年轻的母亲埋在沙坪坝公园无名的墓地里。从此，每年清明节，兄弟俩都要去那里烧纸，默哀。再后来，扫墓的行列里多了几个人，是他们的儿女。
席庆生说：“那以后，我凡遇到什么事，就跑到墓地看看母亲，坐一坐，吸一根烟，什么都淡了。”
兄弟俩告诉记者，文革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什么人去沙坪坝公园吊清明，不过最近四五年，去的人越来越多了，连今年春节还有不少人去那里烧纸、哭诉。“人们开始强烈地怀念死在那个年代的亲人，”席庆生说，“我正在筹拍一部电影，以纪念死在那个年代的人。” (转自《南方周末》/作者：余刘文韩平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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