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座墓碑后面都有一个惨绝人寰的故事。”曾钟说。而对于这些墓碑后的故事，现有的研究却难如人意。
研究者们希望至少将墓园中埋葬的所有死难者生平经历整理成集，但这个工作至今只完成了一半不到。
曾钟举例说，113座墓碑中有两座无字碑――建成就一直没刻字，他通过多次走访终于弄明白了其中一座“无字”的原因：一对建设厂的夫妻，丈夫是“8・15”的高级干部，妻子是总部话务员，后因怀疑妻子是“反到底”间谍，两人分别被秘密处死。入葬时因为“间谍”一说并无实质证据，又不能按“烈士”的名分立碑，碑文就空了下来。
“另一座无字碑的成因，我一直没有调查清楚，当事人在世的越来越少，以后调查清楚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曾钟说。
这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工作。“时间太久远了，很多人记忆模糊。另一方面，当事人纷纷老去，有时约好了见面，要见面时却发现人死了，或者中风了，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十几次。”除了时间，研究者们的障碍还包括几乎是群体性的冷漠和不理解。
四川美院摄影教师田太权被认为是用镜头解读这个墓群的第一人。他首次进入墓群是在2006年的一个中午。“围墙外面阳光灿烂，但墓园里面却一场阴森，我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破损的棺木就裸露在地表之外，甚至能看到森森的白骨。我一下子感到，那么青春那么美的生命，就这样掉入了死亡陷阱。”
那天中午的顿悟，构成了田太权后来“文革”系列作品的基调。在他沙坪坝红卫兵墓的摄影作品里，墓碑像庄稼一样从年轻的躯体上生长出来;鬼影幢幢的纤细身体，穿行在坚硬、冰冷的墓碑之间。
有一天下午，田太权正在墓群间创作，一位年轻的老师带着一群小学生意外地闯了进来。――老师以为这里是一个烈士陵园，他带孩子们来接受革命主义教育。但进来之后却发现是一处“文革”武斗罹难者墓群。便赶紧带着孩子们出去了。
田太权迅速捕捉了一群少年穿行于墓碑的瞬间，在后期处理时，他让这些2000年前后出生的孩子，行走于40年前死于非命的躯体之上。
“历史是无法回避的，这些孩子必须直面他们父辈的历史。”田太权说。
在重庆，在和歌乐山烈士陵园遥遥相望的沙坪坝公园里，在荒草和杂木中，有一片人迹 罕至的墓地，它被一道长满青苔的高高的石墙围住，与世隔绝。
这是一个全国仅有的文革墓地，113座坟墓掩埋了400余名当年武斗的死难者。他们中有年仅14岁的少女，有被称为“校花”的女中学生，有年轻的母亲，她们和更多的他们――握着枪和铁棍、刀、匕首等的儿子、丈夫、父亲――交错地倒在这里。
30多年过去了，如今，坟头芳草萋萋，那个动乱年代曾经的厮杀、哀号、枪声、颂歌和罪恶过去了，被鬼针草、尘土和高墙的阴影层层覆盖。
但是，与死者有关的人还活着。重庆文革派性斗争的波诡云谲、血雨腥风，还影响着他们……
“我为文化大革命坐了15年牢”
周劲松，男，1945年生，原重庆“8・15派”总负责人之一，曾任重庆市革委会常 委，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76年入狱，1991年刑满释放，现无业，靠亲朋接济度日。
文革前，我是重庆大学3年级学生。我卷入这场运动是从“四清”工作组留下来继续搞文化大革命，整重大校长、书记郑思群开始的。1966年6月，工作组把郑校长打倒，我不服。对郑校长，我印象很深，我是当时全校7个全优生之一，从他手里接过不少奖状;郑校长在食堂当着学生的面，把饭桶边地上的饭捡起来自己吃，从不骂人，讲究身教，以身作则。这样的校长被打倒了，我鸣不平，当场我就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关在重大阶梯教室隔离审查了一个礼拜。出来后，我自然就成了大家关注的对象。
那年7月19日，工作组把郑校长转移，押到松林坡招待所继续关押，转移时被我看见了，郑校长头发零乱，只穿着短裤、背心，打着光脚板，走在水泥路上。一位老革命，7 级干部，就被他们这样整过来整过去，连鞋都不让穿，7月份的重庆，有多热啊!我看不过，一喊就喊过来几百人，围住工作组的人质问，双方僵持了一阵，都不了了之。我再次成为焦点人物，再次被打为修正主义苗子、反革命。但不过半个月，工作组突然宣布郑思群校长畏罪自杀，就在松林坡招待所。我们一面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要求调查郑校长的死因，一面自发地围攻工作组。就从郑校长死的那一天开始，工作组就不得人心，重大师生反对工作组就有了群众基础。
为啥子叫“8・15派”，莫名其妙的，我跟你讲，1966年8月15日那一天，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的造反派组织“排炮战斗队”、“轻骑战斗队”的负责人，到重大找到我，要求我们声援、支持他们。我当天就鼓动带了3000多重大的师生员工到了师专，开大会声援造反派。这事就惊动了重庆市委，市委就派了副书记、副市长辛易之来师专，他代表市委宣布我们的行动是错误的，命令解散，但大家不服，就在沙坪坝上街游行，口号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坚决贯彻“5・16通知”精神，坚决执行“16条”措施。这就是重
庆文革第一次大规模游行的所谓“8・15事件”。此后，各个单位造反派纷纷赶工作组，都跑到重大来搬兵声援，“8・15”的名声坐大了。“8・15派”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形成了。
1967年1月份全国各地造反派掀起了旨在夺权的所谓“一月革命”，重庆是2月28 日，46个造反派组织发表了《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公告》，革联会宣告成立，掌握了全市党、政、财、文大权。革联会一把手是驻军首长，副主任由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学生代表分担，我派了一个“副司令”去革联会当副主任，我自己没有当权，但我是支持革联会的。
成立了革联会以后，有人认为革命尚未成功，不要当官老爷，因此反对革联会;还有一种人认为自己没有当权，被革联会排斥了，也反对革联会。这些人就把人拉出去成立了“反到底派”，又称“砸派”。“砸派”当时有一个很出名的广播站，叫“完蛋就完蛋”，是林彪的话。
当时，四川的政治局面非常复杂：60年代初，宜宾地委书记刘结庭、市委书记张西挺被李井泉主持的西南局打成反党分子，一直关押。1967年五六月间，刘、张获平反昭雪，复出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副主任。重庆两派围绕“刘张”平反复出的问题加剧了分化，“8・15派”反刘张，“反到底派”拥刘张。斗争越来越激烈，一直到后来武斗全面升级、爆发。
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震撼世界，这是悲剧，防止悲剧重演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我为文化大革命坐了15年牢，我负了责。
1967年4月23日，两派组织在北碚、重钢等地辩论，发展成动拳头、砸宣传车、广播器材等事件。
1967年5月23日，两派人员在重庆石油学校发生武斗，双方从动拳脚升级到使用钢钎、铁棍、匕首。是月武斗之风蔓延全市：重庆医院、嘉陵机器厂、西南师范学院均发生了使用这些武器的武力冲突。
1967年6月5日至8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发生武斗，全市两派分别派数千人参战，揭开重庆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1967年7月8日，两派武斗组织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冲突，打死9人，伤近200人。这次武斗中双方首次使用枪弹。这次事件被称为“打响重庆武斗第一枪”。从此，重庆武斗全面升级，从使用小口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榴弹到动用坦克、高射炮、舰艇，从巷战到野战，规模越来越大，死的人越来越多，正常的社会秩序完全被破坏。1967年7月31日至8月6日，荣昌县两派共700人左右参加武斗，死亡78人。同年，8月8日，望江机器厂造反派用3艘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长江
电工厂及沿江船只，打死240人，伤129人，打沉船只3艘，重创12艘;8月13日，两派在解放碑激战，交电大楼及邻近建筑被焚毁;8月18日，沙坪坝区潘家坪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近百人;8月28日，歇马场发生3000多人的大武斗，双方死40人，杨家坪街道被毁近半，武斗双方死亡100人。”
1967年7月、8月、9月，山城重庆变成了血雨腥风的战场。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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