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排查“半裸官”
浙江近年发生多起裸官外逃事件，有纪委工作人员坦陈“压力很大”，但对记者在采访中用到“重灾区”一词表示不能接受，“浙江地处沿海，经济发达，对外交往频繁，普通民众移民也很常见。”
据其介绍，2011年9月，省级防逃追逃协调机制试点工作启动会议在上海召开，定下了浙江、上海、江苏、福建、江西、山东、河南、广东、云南、黑龙江等10个省（市）开展省级防逃追逃协调机制试点工作。之后，浙江省委反腐败协调小组组织召开了全省防逃追逃协试点工作会议，提出了多项具体要求，其中就包括在全省排查统计汇总配偶或子女移居海外的国家工作人员，有评论称这种情况为“半裸官”。
此前，按照中纪委、中组部的规定，需要填表上报的是配偶及子女均已移居海外的县处级以上干部，而浙江此次专项排查将范围扩大到配偶和子女中的一方移居海外的所有干部、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职工。2011年11月下旬紧急下发通知，各市县单位都要求几天之内就要上报。
“这是一次专项排查，不是常态的，排查主要是为了摸底，汇总情况。”杭州市某区组织部工作人员向南都记者介绍，即使一个单位没有一个员工存在亲属移居海外情况，那个单位也要填写报告表，进行“零报告”。该工作人员称，区里最后收到10份左右报告表，“基本都是子女在外面的。”
对此，纪委干部杨光认为，裸官关键在于配偶，子女在国外的情况很常见，老百姓也会把孩子送出去读书，“从报告情况看，我们省就有很多干部子女在国外读书，这很正常，但如果配偶也移居就有问题了。”
“裸官是外逃贪官预备队”？
在从事了纪律检查工作多年的纪委干部杨光看来，《裸官调研报告》的数据说明了部分领导干部的“麻木”―――居然对裸官现象如此宽容。
“在我看来裸官只有两种，要不就是对自己所服务的政府没信心，要不就是贪官。”杨光对南都记者说。他认为，不能搞有罪推定，不能因为是裸官就假设是贪官，“但我个人认为应该对他们加强监管，他们外逃的可能性肯定是更大。”
“裸官就是外逃贪官的预备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成言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在他看来，大多数外逃贪官，第一步都是让孩子和夫人先出去，然后自己择机潜逃，“贪官外逃严重，我们要从源头上做好预防，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盯紧裸官。”
李成言多年关注裸官、外逃贪官，据介绍，2003年他参加央视一档节目谈外逃贪官问题，引起中央主管领导注意，8月3日-5日在多个口岸和航空港突击检查，3天时间查获60多名持护照或通行证企图外逃的干部，其中有7名副厅级官员，都持有金融机关、海关核准携带出境的外汇证明，携款最少的一名经贸干部，随身携带60万欧元。
李成言认为，裸官中的贪官对国家构成严重的政治、经济威胁，外逃需要大笔钱，这是经济破坏；外逃有时需要寻求政治庇护，则可能要向对象国提供机密材料，构成政治上的破坏。
周蓬安则认为，“裸官”以前是中性词，但随着外逃“裸官”不断被曝光，社会对“裸官”的抨击越来越严厉，目前“裸官”一词已更多体现出贬义的一面。
“社会上有种误解，认为裸官是个贬义词，认为裸官就是贪官，其实这不对。”广东某市委组织部一位官员对南都记者表示，“裸官本身没有褒贬，就是个客观事实，他的家人移居国外了，和是不是贪官没有关系。”
2010年两会，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马被记者问及“裸官”问题，马说，暂行规定要求对配偶子女均移居国外的公务员进行登记管理，“但是由于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裸官’的情况，就对这些同志高度不信任，恐怕也不行，”她说，“但是要加强管理，比如因私出国，比其他人要加强一点措施。”
中纪委、中组部领导同志在答记者问中表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庭也像其他公民一样，移居国（境）外的情况越来越多，但“这些国家工作人员中的绝大多数能够遵守法律和纪律，安心工作，尽职尽责”。
然而，“也有极少数人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有的人‘身在国内心在外’，通过为配偶子女移居的国家谋取利益而获得私利；有的人由于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非法敛财时更加肆无忌惮；有的人将大量非法财产逐步转移出境，一遇合适机会便抽身外逃。”
该负责人称，这些虽然只是个别现象，但是给党和国家利益带来严重危害，广大干部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出逃裸官路径图
裸官出逃路径
“大多数外逃贪官，第一步都是让孩子和夫人先出去，然后自己择机潜逃。”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成言看来，裸官和贪官之间有着互相转化的关系，裸官更容易变成贪官，而贪官往往会选择做一个裸官。
裸官中的少数贪腐分子，出逃方式各有千秋，大体上可以构成一个基本的路径图：孩子资金自己
第一步往往是孩子。孩子出去相对简单，没有人会怀疑。而且，如果孩子出国留学，自然有人会送上学费和路费；如果让孩子在境外打工，自然有人安排好工作。据报道，温州市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夫妇为安排独生女杨铃铛出国，给女儿介绍了一名温州籍旅法华侨巨商的儿子做男朋友。2008年初，在杨湘洪夫妇的催促下，杨铃铛结了婚。在去欧洲度蜜月之前，向她透露了“机密计划”，杨铃铛表示赞同，随后留在法国等“安排”，接应父母。
第二步是妻子。这一步比较容易引起警觉，有的是出去陪读，有的是工作关系，有的甚至是和丈夫假离婚。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及其前任许超凡、许国俊三人，鲸吞存款4.82亿美元，而早在三人案发前，1999年他们的妻子就分别与他们离婚，嫁给了事先有约定的美国人，顺利获得美国绿卡。两年后，她们的“前夫”再分别经香港来到美国、加拿大与她们“团聚”。而原四川移动数据部总经理李向东潜逃前6年，妻子姚红就毫无理由地从四川电信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位置上辞职，带着领养的孩子移民加拿大。直到李向东6年后飞去加拿大，同事们才明白原来是一盘大棋。
第三步是资金。裸官需要将聚揽的巨额资金转移到境外，有的是汇给已经在境外的家人，有的是通过海外开办公司，有的是通过地下钱庄，有的是随身携带。据媒体报道，中行开平支行一案中，被盗资金大多通过在香港、澳门乃至拉斯维加斯成套路的洗钱程序转出，相当一部分已经耗损在途中，余款打入个人账户，然后以高出当地平均房价20%至100%的价格在美国购置房地。有专家指出，要完成洗钱的全过程，损耗惊人，即使追回黑钱，常常不过是总额的1/3左右。
第四步是护照。按照我国相关规定，公职人员的公务护照是由外办统一保管，近年来私护照也管理更加严格，国家工作人员往往被要求因私护照也由单位统一保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获得出境的证件就成了关键问题。据李成言教授介绍，部分裸官手里有多个护照，其中至少有一个是无需签证可以随时飞走的。2008年年底，原浙江省永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朱兵，向金华市申请出国探望女儿遭拒，没有出境证件的朱兵选择了办假证。据报道，他在某公司老总的帮助下找来一个和自己相似的外地人夏六荣。2009年2月24日，朱兵在夏六荣户籍所在的弋阳县公安局，以夏的户籍资料冒名申办护照，顺利获得受理。但几天后申办港澳通行证时被民警发现与存档照片有差别，朱兵被当场查获。而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所持的瑙鲁国护照，是他的弟弟胡波的，在换领护照时换上了胡星的照片。在需要潜逃时，胡波从加拿大赶到昆明，带去这个救命的护照。最终胡星借此潜逃新加坡（后被成功遣返）。而余振东等三人出逃，是事先化名获取香港居民身份证，然后顺利办理美国签证。
最后一步就是出逃。如果还没有暴露，轻松按照程序出境；如果暴露了，就持组织上还没掌握情况的各种护照出境；当然，最风光的还是杨湘洪模式―――公务考察时在境外滞留不归。2008年，杨湘洪担心暴露，亲自督办加速办理去欧洲考察的手续，在巴黎这个考察团团长失踪了，留下个条子：“我的腰椎病痛复发，被女儿接到一家法国医院去疗养，不能按时回国，请代为请假……”温州市委派工作组劝他回国，未能成功。
“除非他们（贪腐裸官）认为自己已经暴露或者存在巨大的暴露风险，否则就不会出逃。”杨光说，“出逃本身也有风险，他们最大的希望是平安着陆，退休，淡出人们的视野，悄无声息地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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