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脸色凝重，很生气
“大跃进”下的这场矿难让老白洞矿毁于一旦，钱奎保被调配到了煤峪口矿。矿难并没有让人们从运动中清醒过来，那是一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 天讲”的年代，运动还是没完没了。到了1966年，运动被演绎到了极至：一夜之间，大字报、大标语、大批判铺天盖地，到处在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 暴风骤雨般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
更让钱奎保想不到的是，他眼中的好领导———当时担任煤峪口矿党委书记的刘书贵也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
刘书贵先是被责令“洗澡下楼”———一连几个月，检查写了一遍又一遍，经过了17次的“洗澡”，终于被允许“下楼”了。1967年4月8日，煤峪口矿党委被造反派夺权，刘书贵被关押长达一年多。
刘书贵想不通，也不服气，“我祖宗三代都是贫雇农，怎么会跟资本主义沾上边?我一个心眼跟党走，怎么就成了反革命?”
不断的游街、批斗，一天少则两次，多则四五次，一斗几个小时，还要弯着腰，低着头，脖子上挂着大铁牌子，一天下来，手和脚肿得像馒头。渐渐的，刘书 贵和一些“当权派”的难兄难弟麻木了，释然了———“整个中国都乱套了，游街批斗的又不止我们几个，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呢，不是照样给‘揪’出来了，成了 ‘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那些立过赫赫战功的将军们不也一个个全都挨斗了?”
矿长、书记都被划为“走资派”，矿务局的各级领导班子陷入瘫痪，规章制度被破坏，指挥失灵，煤炭产量急剧下滑。《大同矿务局志》中记载，1967年，矿务局的原煤产量只完成国家计划的46.55%。
尽管如此，后来担任矿务局工会主席的晋珊元一直认为，大同煤矿不是“文革”的重灾区，毕竟踏实肯干的矿工们让煤矿基本没有停产。这个说法得到了钱奎保的认同，和他一样的普通矿工虽然弄不明白“为什么一下子是非全颠倒了”，但“多出煤”的信念始终如一。
1968年7月，周恩来总理专门召开了全国煤炭工作会议，号召包括大同煤矿在内各大煤矿抓紧生产。钱奎保作为工人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跟周总理同台研究煤炭问题。
一次抓生产的行业会议，也充斥着阶级斗争的味道，造反派中的两派甚至在会上互相攻击起来。钱奎保坐得离周总理很近，清楚地看见总理脸色凝重，眉头拧在了一起，一抖一抖的，钱奎保知道“总理很生气”。
会议结束，钱奎保一行坐火车回大同，一到大同火车站，直接就奔会场，传达会议精神。会场就设在火车站内的空地上，扯上横幅标语，聚集了上万人。没有 参加造反派任何一方的钱奎保把总理“抓生产”的号召带给了矿工们。“这个是有用的，1970年，我们的煤炭产量就恢复到了1100万吨。”
新华社内参引起中央关注
“文革”后，大同矿务局迎来了一个难得的高速发展期。到了1985年，全局的煤炭产量突破3000万吨。当时，世界上仅有苏联的顿巴斯、德国的鲁尔、中国的大同3家突破3000万吨。高产量跟一年年抬任务、下指标是分不开的，计划经济的烙印深入骨髓。
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迈入市场经济的门槛，矿务局有些“水土不服”。特别是1997年下半年，煤炭市场形势急转直下，一方面国内煤炭供大于求，市场疲软，煤难卖，价难保，款难回，煤炭价格持续下跌。另一方面，煤炭出口也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大幅缩减。
大同矿务局身上所具有的大型国有企业的通病全部暴露出来，单一的经济结构、脆弱的经济基础、陈旧的管理模式，面对市场变幻，抗风险度危机的能力几乎为零。在王村矿担任副矿长的高怀秀很痛苦地做出了“限产压库”的决定，因为“开采的煤卖不出去，开一吨就亏一吨”。
一时，曾经的行业明星、共和国的利税大户，竟然连员工的基本工资都不能足额发放。1999年职工人均工资比1996年下降了47%。全局低于大同市156元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城市居民有14977户，计41569人。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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