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虚报，官就当不成了
顶着“长子”的光环，大同矿务局的产量一路攀升。走到1958年，产量的增长达到了“白热化”，从500多万吨跃增到千万吨。
“这个肯定有水分，我们一个矿本来日产5000吨，一下子飙升到了1万吨，怎么可能呀，真是神了。”钱奎保跟工友们知道矿长虚报了，但无奈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他不虚报，这个官就当不成了。谁要是质疑产量，就会被扣上‘破坏大跃进’的帽子被批斗。”
老矿工高怀秀记得最清楚的是露头煤的开采“水分”。大同的矿山上都是煤，还有一些露头的煤。矿长就组织大家把这些露头煤从山顶推倒山下，最后一起计算产量。“煤裹着土一起滚下来。里面至少有一半是土，但全算了煤的量。”
记者翻阅当年的《大同日报》，这种多快好省的“巧干”不时见诸报端，产量卫星一个接一个放。1958年7月，山西省召开全省的煤炼油跃进会，提出的“跃进”目标是“今年超五厂(当时全国最先进的人造石油厂)，明年赛玉门，后年压英美”。
转眼到了1960年，饥饿的阴云已笼罩在年轻的共和国上空。农业、轻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国家财政赤字81.8亿元。但是陷入“左”倾冒进狂热的人 们并没有看到也不愿意承认国民经济的严重困境。1960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仍然估计，当年将是一个比上年更好的跃进年，因而安排生产计划层层加 码，逐级下压。
按照当年的下拨计划，钱奎保所在的老白洞矿区的产量为140万吨，超出90万吨的设计能力，远远高出正常生产水平。“没有人提出，也不敢对这个产量有怀疑。”
对于这段历史，作家何于清在他的纪实作品《问苍茫大地》中是这样描述的，“时代已造成这样一种形势，谁如果认为有困难，谁就是右倾保守，一时间科室关门，拖班加点，突击生产，以图高产快产，谁也不会怀疑高产指标的落实，因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905名矿工被困在井下
日夜突击，钱奎保跟矿友们被分成了早中晚三班，他被安排在了中班，从下午两点一直下井到晚上10点。
1960年5月9日13时45分，钱奎保像往常一样，在老白洞矿15号井口排队，准备乘罐笼下井。突然一阵猛烈的震动，紧接着井口喷出强烈的火焰，大股大股的黑烟。“我们站也站不稳，又被黑烟呛着了，队伍乱成一团，四处逃窜!”
讲起当天的情景，钱奎保脸上现出痛苦的表情。他说，一眨眼，井口的房屋全部被摧垮，井架上高高矗立的打钟房也起火了。打钟工和跟车工被巨大的风力吹 下来，摔在地上才保住了一条命。在井口排队等候的矿工大部分也被震伤。大巷变电站、图表室弥漫着呛人的烟雾……此时正值井下交叉作业时间，交班的职工未上 井，接班的职工已下去。905名干部和工人被困在井下，生死不明!
“我排在队伍末端，没有受伤，就这样逃过一劫。”钱奎保跟井外的工友们迅速投入了抢险营救。但由于地面配电所掉闸停止运行，井上井下电源全部中断，井外失去了跟井内的一切联系，根本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
此时，井下也处于茫然混乱之中。当时跟矿工们一起下井的矿党委副书记李继武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他事后回忆，爆炸的那一刻，他正在打电话，忽然 一声巨响，一股巨浪，眼前什么都看不清了。“我也说不清楚，当时是倒下去了还是站着。”他拿手电筒向四周照了照，只是一个小红点;摇摇晃晃地撑住，拾起电 话，电话已经不通了。“我知道电路断了，但以为是塌了大顶。”
李继武爬起来往外走，走了20多米时，就听见有人在痛苦呻吟着，用微弱的声音喊救人。此时，几个工作面的工人都跑了出来，大巷积聚了几百名工人，所有的人都感到头有点发昏。
路越来越难走，情况也越来越严重，大巷里的人已经混乱起来。有人惊慌失措，有人失声哭诉，有人四处瞎跑。有一个采煤队长跑出了大巷，却见到自己队的矿工倒下十几个人，他一下控制不住感情，悲痛地号哭起来，哭声渐渐小了，他也一头栽倒再没能爬起来。
掘进段党总支书记杜培堂领着10多个人从工作面跑来，他一边跑一边还在高喊：“李书记，快往外跑!”
李继武急忙上前劝阻他们，告诉他们在没有弄清情况之前瞎跑更危险，而他们就是不听，仍然跑着，喊着，在奔跑途中一个又一个地栽倒了……死去的、倒下的越来越多。
“那烟可真厉害，人走多快烟就走多快。”张延英当时担任某生产段副段长，他脱险之后给钱奎保这样描述井下的情况，“前头一倒一大片，我们就绕过倒下的工友往后撤。眼睁睁地看着倒下的弟兄在那里爬行，但你不能去救，因为你一救，一停留，浓烟就会把你也吞没。”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