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4人遇难 老矿工钱奎保见证1960新中国最大矿难

　　工会主席晋珊元喊出了“人人二百三，共同渡难关”的口号，矿工的工资普遍被打了八折、六折，他的1000多元基本工资直接缩水成了230元。但这被扣发工资至今未能补发给职工，这让已经退居二线的晋珊元难以释怀。

　　此时，钱奎保已经退休，退休金还是保证了足额发放;但他的儿子、女儿“捧的都是煤矿的饭碗”，减薪的压力下生活一下子窘迫起来。“老伴那时没少操心!”

　　这一困窘直到2000年才出现转机。当年新华社的一篇3000字的内参《大同矿务局深陷困境》，引起中央领导的关注。同年10月30日，时任吴邦国 副总理率了一个庞大的“部长团”到大同煤矿现场办公。时任国家经贸委主任盛华仁、副主任蒋黔贵、国务院副秘书长石秀诗、财政部副部长高强、铁道部副部长刘 志军、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东进……扳着指头一数，有14个省部级干部，阵容之强大，让负责陪同接待的晋珊元有点紧张。“副总理带着这么多部长到一个 企业现场办公，这是第一次，何况还是下到数百米深处的矿井工作面。”

　　井下，当吴邦国得知井下职工月收入只有900元，地面职工只有300多元时，脸色就变了：“工作条件这么艰苦，挣得不多啊。我们这次来，就是要为大同煤矿的扭亏脱困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外部环境。”

　　吴邦国说，“十五”期间的能源，包括中国今后的能源，还是要立足于煤炭。搞好煤炭事业，还是要立足于大型煤炭企业，所以必须想办法搞活这些企业。

　　会后不久，国务院调减大同矿务局资源税每年达3000多万元。

　　局长改叫经理了

　　最困难的时期，喘了口气，接下来改制成了当务之急。此时的大同矿务局已经摇身一变，成了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按照“政企分离”这一当时通行的思路，企业制度试图由计划经济的工厂制转向市场经济的公司制。这被媒体称为第一次改制。

　　“这只是赶了一趟时髦。”一位原矿务局的高层说。“牌子换了，但国营单位的精神还在。”

　　钱奎保不知道改制意味着什么，但他能感觉到的明显变化是，局长不再叫局长，改叫经理了;干部也没了，全成了管理层。

　　2003年12月，同煤集团开始更具现代色彩的“二次改制”。同煤将“触角”伸到了大同市以外，通过资源扩张、收购兼并等手段，以大同、宁武、河东 (北部)煤田为资源基地，重组了山西北部主要煤炭生产和销售企业，先后并购和兼并了27个地方国有煤矿，组成了新的大同煤矿集团公司。

　　重组后的煤田储量达892亿吨。作为能源型企业，仅仅拥有资源是不够的，更需要让资源变成资本———只有上市才能完成这个宏大目标。与之相配套，大 同煤业股份公司成立，“新同煤集团”在其中占据第一大股东的地位。2006年6月，大同煤业A股在沪市开盘上市，同煤集团首次挺进资本运营市场。

　　去年，同煤迎来了改制上市后的第一场“大考”———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抓住煤炭行业周期性深度大调整，同煤开始了低成本扩张，跨地区发展，加快煤 炭资源兼并重组。在国内外煤炭市场疲软的背景下，同煤的煤炭量产销延续了过去三年的亿吨“战绩”，这还不包括非煤项目带来的效益。

　　“10年前的金融危机减了工资，10年后的金融危机还有钱发奖金……”记者走的时候，钱奎保还和老伴喜滋滋地议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