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金科向中铁十一局表达了“不会轻易去死，但并不代表我不死”的意愿，他称“2012也许就是我的最后一站”。
郭金科还表示，“与其不能好好活着，不如轰轰烈烈地去死！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中铁十一局是如何对待农民工的下场”。
自从2003年年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重庆向一农民工家属承诺协助追讨欠薪后，每到年终，各地政府都会针对拖欠农民工薪酬问题，开展声势浩大的专项执法检查活动。
按现行法律规定，拖欠农民工薪酬只属违反劳动法规，由劳动部门处理。但劳动部门执法力度有限，因而能躲则躲，能推则推。
多位受访的学者建议，应借鉴新加坡等地的经验，追究欠薪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可惜官方一直充耳不闻。
城市
无法融入城市、薪酬低、讨薪难、享受非国民待遇等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的农民工。
刘泽春也是余雪峰的邻村掌店村人，在河南省商城县这个人多地少的丘陵地区，很多人都只能依靠外出打工过日子。
由于家中姊妹多，刘泽春早年丧父，他在未成年时就跟随大人一起外出谋生。如今他20岁的儿子刘源兵也跟他一起在苏州打工。
农民工一代、农民工二代，在商城县实在是太普遍了。这个总人口超过70万的国家级贫困县，打工经济一直是其主要支柱。
位于中国中部的人口大省河南，一直和四川、安徽等省份，成为全国农民工的主要来源地之一。而广东和江浙等省份，则是农民工输入大省。
“农民工”这一早已约定俗成的称谓，或许很快就要被撤销。农民工输出大省河南和输入大省广东的省委书记，近日都提出了取消“农民工”称谓的建议。
就在2011年12月下旬，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呼吁社会慎用“农民工”这一称谓，他认为“农民工”这样的称谓本身就带有歧视色彩。
“农民工”应该呼吁取消这个概念。卢展工质疑，“工农商学兵，本是职业的划分，为什么唯独农民永远要被加上特定的标签呢？”
卢展工认为“农民工”这一称呼背后隐藏的是一系列的歧视，他呼吁要努力消除身份界限，鼓励外来务工人员融入社会。
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也在1月3日的中共广东省委全会上表示，广东将加快研究并适时出台取消“农民工”称谓的政策措施。
汪洋要求广东探索建立外来务工人员根据职业和工作年限享受相应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促进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居民真正融合。
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社会研究中心的张世勇博士看来，有歧视意味的“农民工”称谓不仅不伦不类，而且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他们身份认同和实现社会流动的困境。
尽管广东和河南有意向取消农民工称谓，这虽然是改善对农民工不公平待遇的积极措施，但张世勇认为其可能所起的实际作用有限。
张世勇表示，改变称谓的重要意义在于表明政府和社会在农民工态度上的转变，表达了对农民工的尊重，但关键在于将这种尊重转变为可行的政策方针。
不少人提出了一些改变“农民工”称谓的建议，其中包括“新市民”、“新型合同工人”等。
但称谓的改变只是一种外在形式，关键还在于农民工是否能和城里人拥有同等的权益，包括孩子教育、医疗和福利等。
多位学者建议，政府应采取措施根除中国的社会“二元化”状态，制定政策保障农民与城镇人口获得相同的社会福利，这才是改变农民和农民工“低人一等”处境的根本办法。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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