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充电”学技术，陈久超在2007年进入了金银泰包装设计有限公司。虽然月薪由先前的2500元降为1500元，但他很快摸清了“看酒类包装算价钱”的窍门。
工作与生活的压力，让陈久超这位拥有两个孩子的年轻父亲深感负担沉重，他不得不尝试创业谋求更大的发展。
外出打工者总是会面临一大堆挑战，但没有什么比养育子女的问题更艰巨了，这是陈久超目前最为重要的事情。
而农民工队伍出现了越来越多更为年轻的农村打工者，他们受到的教育比父辈好一些，多数人基本没种过田，渴望在城市拥有自己的新生活。
几经周折，陈久超与来自湖南农村的李加保、刘凌、黄建辉3人，在2011年年底终于注册成功了元和包装设计有限公司，主营红酒包装。
这4个年轻人在位于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阵地的深圳市福田区，租了一个只有65平方米的写字楼作为办公室，他们将在春节后返回深圳开始“掘金”之旅。
他们4个人分工明确：两个做核心设计、一个做业务、一个负责生产实体。尽管在深圳这个大都市才刚刚开始，但他们对公司的前景充满期待。
年轻一代的农民工日益渴望在城市安身立命，他们渴望挣钱、拥有住房，拥有以户口为代表的城市居民权益，借此完成从农村融入城市生活的进程。
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此前的一项调查显示，30岁以下的农民工中56%希望“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他们对城市环境比对农村环境更熟悉、更适应。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看来，必须要用制度建设让“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进城。
于建嵘表示，要真正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政府应采取措施降低农民工入户门槛，直至条件成熟时，取消户籍的城乡划分、地域划分。
近年物价高企也同样让农资水涨船高，回家种地只会入不敷出。“努力、吃苦、积累”成了陈久超留在深圳的关键词，他不想回老家种地，因为“种地看不到钱”。
迁徙
就像深圳这座都市里数百万外来务工人员一样，余雪峰每天早晨8:00就开始了他一天的工作。他在深圳富士康的工厂上班，每天很晚才能回到自己租住的小屋。
余雪峰是陈久超的邻乡余集镇石板村人，他在2008年高中毕业后就到了深圳平湖大华手袋厂打工，当时的月薪最多只有1300元。
那时只有17岁的余雪峰，每天要从早晨8时一直工作到晚上11时，他的工作是把机器扎好的包袋等从反面翻正。
虽然饭菜有很多沙子，但余雪峰每顿都能吃一小铁盆。那段时间的伙食让他终生难忘，有一天发现菜里有块肉，看清后原来是只蜗牛。
那段日子，余雪峰至今记忆犹新：在宿舍睡觉用的凉席都是辞工走的工友留下来的，在天热时光着膀子去乘公交车，“司机不敢停车”。
4个月后，余雪峰辞去翻包工作回家，他省吃俭用攒了不到3000元钱。直到2009年8月，他再次南下深圳进了富士康。
当时底薪有每月1200元，富士康对新来员工的承诺是，干3-4个月后加薪。但很多人熬不到加薪的时间，就不得不离开富士康。
余雪峰和他的工友们没有选择的机会，大部分人在加薪前被调岗或者无班可加，在收入大幅缩水的情况下被不知不觉地“干掉了”。
在2011年5月底，因为户籍问题，余雪峰必须回河南老家举办婚礼结婚。但富士康需要看到他的结婚证才能批婚假，否则只能辞工。
户籍制度为农民工带来了麻烦，他们不能享有城市居民的很多权利，包括住房、医疗保障和子女教育等。
但是没办法，余雪峰的妻子王雯是他们邻村掌店村的人，他们结婚必须要回到原户籍地领取结婚证，这让他不得不从富士康辞工。
为结婚，余雪峰家仅装修房子就花了近6万元钱，加之送聘礼、办酒席等，把媳妇娶进门一共花了至少15万元，他为此欠下数万元的债务。
“花光了父母的积蓄，”余雪峰的父母早年外出打工，后来在村里开了个杂货铺，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他的两个姐姐出嫁多年，也在深圳打工。
就在结婚后不久，余雪峰突然大病一场。他在床上躺了几个月，身体也明显消瘦了许多。
没有医保，那场病又花了余雪峰近4000元钱。2011年8月底，他和新婚的妻子带着3000元钱再次南下深圳。
找工作耗了余雪峰1个多月的时间，他们夫妻俩在深圳平湖真彩人才市场办求职卡花了310元钱，男性一张卡200元，女性一张卡是110元。
他们每天都要去人才市场，当时只能住20元一夜的旅馆，旅馆客房里除有一台放不出声的电视机，别的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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