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2011年9月25日，他就阴差阳错再次回到了富士康。他现在每个月可以休息4天，每天最多可以加班2个小时，这样才能保证一个月有2300-2400元的收入。
余雪峰和他的妻子租住在富士康厂房附近的一个民房里，这个房间连卫生间还不到10平方米。进门就是一张木板床和一张小桌子，房里唯一的电器是电热水壶。
他们夫妻俩每月平均要花3000元钱，但不知道钱花到哪儿去了。余雪峰对富士康的工作表示不满，他认为在那工作没有尊严。
两进富士康，给余雪峰最大的感受就是“那边不把人当人看”。他决定马上辞职回家，年后另谋出路。
枯燥的工作和不够人性化的管理，让这个台资企业近年来接连发生年轻工人跳楼自杀事件，引发社会各界关注农民工在外企工作的待遇和工作条件。
于建嵘在几年前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提出了“漂移的社会”概念，他也在深圳接触过不少富士康的员工，他批评一些工厂管理缺乏人性化。
如果一个年轻人带着梦想来富士康这样的公司打工的话，那么他的失望值就会随着劳动时间延长、工资待遇长时间不变的情况下急剧上升。
余雪峰在厂里受够了，他厌烦了富士康的工作。他认为富士康需要他们时，“就把我们招进来；不需要时，就赶走我们，变相逼我们辞工”。
很多人在富士康这样的工厂里，干一天算一天。和他的工友们一样，余雪峰希望能做点别的事情来改变目前的状况。
但他对自己的未来表示担忧，“我没有技术，但我会努力尝试做别的事”。余雪峰也不会种地，即便仍然打工，也可能会继续过着这种“无家可归”的城市生活。
讨薪
和信阳相邻的河南漯河市，是48岁的民工队长郭金科的家，他每年都从漯河老家的农村带领几十个民工外出打工。
郭金科这几年基本是在为中铁十一局打工。自两年前的那场全球次贷危机以来，郭金科往年在临近年关提“钱”返乡，正在演变成提前返乡。
讨薪难近乎要了郭金科的命，中铁十一局在2008年欠他40多万工程款，不但一分未给他，反而用以假工资单称他已领取工资款。
郭金科不得不将中铁十一局和当时负责包西铁路通道陕西段工程的主管秦来燕诉至公堂，但3年以来，他讨薪没有任何进展。
如今年关将至，郭金科的家多次被讨薪的民工兄弟包围。他的妻子离家出走，子女也不敢回家。他多次想到“死”，但又“死不瞑目”。
从2011年11月6日开始，郭金科就只身一人前往北京。他希望伺机上访解决问题，他甚至被迫“死谏中铁”以讨公道。
但在北京逗留两个月以来，郭金科的做法基本算是徒劳。他一边在被威胁中讨薪，一边向亲朋举债20多万，向民工们支付了部分工钱。
郭金科每天住在车站的候车室，只有换洗衣服才住一晚很便宜的黑旅馆。他花3元钱买12个馒头，就着几块豆腐乳，可以吃3天。
工钱讨不到，郭金科还经常被威胁。无奈之下，他只好在微博开通了“民工队长郭金科”账号，在网上控诉他的遭遇。
郭金科在网上公布了中铁十一局欠他工程款的证据和每次被威胁的情况，他警告中铁十一局“年关就是农民工的关！这一关过不去了……鱼死网破”。
但他最早发布的几条微博都被删除，他在2011年12月23日悲愤地发了4个字“死不瞑目”。他的遭遇获得了网民们的同情，但他讨薪却一直没有任何进展。
郭金科在2008年11月，带了52个民工前往陕西浦城县，为中铁十一局一公司承建的包西铁路一桥梁施工。
中国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只会凭借做苦力活命。而他们的压力最大，上有年迈父母，下有正在上学的子女。
跟着郭金科打工的人，也以35岁以上的农民工居多，他们就靠血汗钱养家糊口。打工的工资，则成为他们家庭的主要收入。
国家统计局早前的调查数字显示，老一代农民工将收入的51.1%寄回家。郭金科认为他连累了他的农民工兄弟，他希望下辈子能“做牛做马”来报答他们。
郭金科已经倾家荡产，他多次以死相搏，但他又“死不瞑目”，他担心“家人要背黑锅，自己的孩子也抬不起头”。
有中铁十一局的人致电郭金科，希望他来公司所在地武汉谈判。但郭金科坚持要他们带钱去北京，郭金科认为要他去武汉“是个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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