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口村仍坚持集体劳动模式。张鉴来 摄
崖口村选举村民代表的场面令人记忆犹新。萧亮 摄
当崖口村99.14%以上的股民同意1.17万亩土地征用协议时，时任村支书陆汉满颇感辛酸。
崖口村《我们为什么不肯卖地？》一文曾远近闻名，但该文中的道理如今对村民似乎不再起作用。
这是30多年来，陆汉满的决定第一次没有得到大多数村民的拥护。
陆汉满没有同意出让自己名下的“五亩五分田”，因此他得不到免费的养老保险。他坚持认为，多数村民是被迫同意卖地。
2年后，陆汉满决定不再参加村支书竞选，但他的名字依然出现在竞选名单上……
2011年1月24日，在与新支书完成最后交接那一刻，陆汉满顿时感到如释重负。
现在，这位在崖口村足足当了37年支部书记的老人过上了期待已久的“闲云野鹤”生活差不多已经有一年了，但他依然有话要说，在他的心中崖口村被误读了太多。而昔日的传奇崖口，却再度被推到了媒体的聚光灯下：在诱惑无孔不入的时代，随着核心当家人的退幕，它的集体制神话是否还能延续？
历史存在着太多种可能，尤其是对一再被外界“误读”的崖口而言。但从这一年间崖口所发生的各种细微变化，或许可以窥探到一个几经洗礼的“梦幻体制”，在城市的现代化、工业化大潮以及逐利资本顽强冲击下，主动或被动地尴尬蜕变。
释疑
尽管效率不太高，但崖口并不拒绝市场经济
“人民公社制度对劳动者具有人身强制性，崖口村的现行体制是村民自愿选择的结果，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
初冬的崖口倍显寒意。稍显刺冷的凉风掠过一望无际的田野，在数千亩的鱼塘中泛起丝丝涟漪，或许最终会被连片的红树林拦下。
这是珠江口伶仃洋边的一个美丽村庄，与孙中山故居所在的翠亨村毗邻。倘若将这个村庄的地理位置放诸于整个珠三角加以对比，或许极难找到它能在30余年间得以声名远播的理由。就算是其每年所创造的经济总量，在整个珠三角都排不上名次。
但它坚守多年的独特经济体制，却创造了令各地学者为之动心的神话。当然，体制之外，当了37年村支书的传奇人物陆汉满，也成为崖口一块独具魅力的金字招牌。
多年来，这位心态开放的当家人，曾经接待过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家媒体，国内外学者更是不计其数。他坦然接受外界的观察与研究，也乐于回应各种质疑与否认。然而，就算是在卸任之后，他始终都在试图纠正一个被外界广泛误读的观点，那便是“人民公社”的标签。
2002年7月，崖口村曾因一篇报道与广东一家媒体打起了嘴巴官司，在崖口村委托律师向该媒体发出的律师函中，“称崖口村的集体生产方式为‘人民公社’”是列在首位的打官司的理由。
陆汉满认为，人民公社制度已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解体，崖口村也不例外。崖口村从未宣称自己仍在实行人民公社制度，这顶帽子是强加在崖口村头上的。人民公社制度对劳动者具有人身强制性，崖口村的现行体制是村民自愿选择的结果，村民参加集体劳动均属自愿，来去自由，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
“崖口仍坚持集体劳动的模式，根本原因是为了保护村中的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生活的基本保障。因为弱势的农民一旦进入市场，必定变得更加弱势。他们留在这个组织中，依靠自己的劳动，却可以获得一份有尊严的收入。”陆汉满如此解释设计制度的初衷。
崖口的乌托邦制度与人民公社制不尽相同的另一特点，便是它接受甚至依托市场经济，而不是拒绝市场经济。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由弱势农民所形成的群体，其效率必定不会太高。据学者统计，每年崖口集体制亏损金额达数百万元。所幸的是崖口拥有大片价值不菲的土地，依靠这些土地出租，近年崖口每年可获得近千万元的租金，从而用于补贴集体制的亏损。
有学者认为，崖口所保留的集体生产，与其说是承担了生产功能，倒不如说是为村民提供了保障功能。因为它已经蜕变成为一种参与分配的形式。而30余年间，正是以这一集体劳动制度为核心，崖口建立起了一个传奇的乌托邦。
对于崖口模式，中山市委书记薛晓峰在今年9月份调研崖口村是这样表述：崖口经济发展模式在特定时期形成，有其特殊的背景。他寄语镇村两级领导干部，要充分尊重崖口村大多数群众的意愿，选择好一条适合崖口发展的科学路径，解决好农民致富和集体经济发展的问题，既守好业又创好业，消除老一辈创业者的忧虑和村民的后顾之忧，使崖口成为村民永远的“聚宝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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