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南京下了车。我哭着写了一封信，掏出身上带的钱和粮票夹在信里，塞在宝宝身上，趁宝宝熟睡，将他放在站下派出所门口的台阶上。
我们母女泪汪汪地盯着宝宝。三个小时过去了，宝宝突然哇哇啼哭起来，声声啼哭像尖刀一样猛刺在我心上。我猛地站起来就要扑过去抱回宝宝，可是被母亲拦腰使劲抱住了。正在这时，派出所房门开了，一位中年民警走出来，左右张望一下，把宝宝抱了进去。我一下瘫倒在母亲怀里。
回到东集，我和谷光商定1976年元旦结婚。
没想到我们准备结婚的消息，很快就传进五河县“五·七”办个别权力人物的耳朵里。他们决定采取组织手段，将我们分开。
一天上午，一辆卡车开到集体户门前，带来了县“五·七”办的调令：调我到60华里外的土埠大队插队落户。
那是我调离东集20多天后的一天晚上，谷光突然来到了土埠，给我送来一个包裹，那是我家寄给我的第一批结婚用品。
那天晚上我们紧紧相拥，说一阵，哭一阵，一夜无眠。天亮了，谷光不想离开我，我也不想让他离开。没想到上午就出了事。
谷光被公社人保组抓走的时候，我正在地里干活。谷光被抓到公社就被吊到梁上拷打。我赶到的时候，谷光已经被拷打得皮开肉绽昏死过去。我当面指着凶手们大骂。那位头头拿出纸笔让我写出遭到柳谷光“强奸”的经过。我忍无可忍，冲上去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倔强地告诉他：“我今天晚上就在这儿陪着他睡!”说罢，我就把被子铺展在地，把谷光抱到被子上。
“土埠事件”轰动全县，震动“五·七”办的某些领导人物。为了防止我再给上山下乡运动抹黑，他们作出一项特别决定：鉴于贺金娣同志下乡插队5年来，自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表现突出”，给予“特别照顾”，批准其调回上海安排工作。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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