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市干部出国培训渐成风潮
进入新世纪后，更具官方性质的中共高官出国培训项目不断兴起。
2003年，中共中央首次召开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均作重要讲话。会议提出锻造能够经受实践考验的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干部队伍势在必行，并确定干部培训的原则：“以国内培训为主，以国外培训为辅。”
国家外专局决定把各部委上世纪九十年代零星的外出培训项目整合在一起，这个培训项目取名为“中央国家机关中青年干部赴国外培训班”。培训内容以公共管理、政府决策为主，不同班次可以有所侧重。培训时间打破当时流行的三周短训，而定为一个学期。
参训人员起初定为中央国家机关的司局级干部，但是后来发现范围太小，能够通过外语考试的很少，最后降低标准，司、（正）处级干部确定为参训人员主体。在实际操作中，亦有少量地方官员参加。
目的地则瞄准世界上顶尖的学府。国家外专局副局长孙照华带考察队先后赴美，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密西根大学、芝加哥大学等校方会谈，从质量、价格、环境等多方面比较和考量。
之后，初步选定杜克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三所大学各有侧重，斯坦福大学偏重从工程学角度研究公共管理，杜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偏重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公共管理。对这三所大学不是同时派出学员，先是杜克大学，之后芝加哥大学，2006年才开始往斯坦福大学派送。
2003年首期，中央各司、处推荐人选多数无法通过国家外专局的外语考试，则安排学员在山东科技大学进行两个多月的外语强化培训。之后，提前接受外语强化培训成为惯例。派送几期后，组织方特别为学员增设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周公共管理课，使学员出国之前能够有公共管理基本知识、概念方面的准备。
在各省市层级上，厅局级干部出国培训也逐渐规模化。仅就北京市政府而言，官员境外培训于1999年正式开始，到2002年已有超过400名的北京市处级以上官员接受了海外培训，其中包括局级官员100多名，处级官员300多名。北京市组织部干教处处长何昕曾透露，北京市的目标是从1999年起的5年时间里，达到40%的区县级领导干部中，至少有一名具备接受过国外较长时间培训的背景。
为此，北京市政府与十几所国外院校达成了合作协议，包括马里兰大学、罗斯福大学、伊力诺斯大学等美国的五六所大学，以及加拿大的约克大学、蒙特利尔大都会学院，英国的米德尔赛克斯大学，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等。官员们往往根据自己管理的领域选择专业和培训地点。
尽管如此，何昕表示，与上海市政府相比而言，北京晚了至少10年。上海市政府在2001年制定并实施的一项培训计划，用3年时间为政府部门等50家机构培养100名高级专业人才。和北京几乎同时启动官员培训计划的还有广东、广西等地。从1999年开始的5年中，广东有300名干部赴美国和加拿大的高校学习；广西则从2001年起，每年也派出55名机关干部到发达国家接受15个月的培训。
到了2005，一个名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硕士课程”项目启动运作，学员多数是来自各省、市、自治区的厅局级以上干部。其中，中西部和东北官员占到了大多数。首批学员包括西藏拉萨副市长许成仓（现任西藏昌都地委副书记）、广西来宾市副市长莫恭明（现任广西防城港市市长）、山西发改委副主任王赋（现任山西发改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等地方要员。
各国争相培训中国公务员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哈佛的教授们对中国各个领域的发展现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无论是国际关系、国土安全、政府管理，还是城市化发展、社会政策、贫困与两极分化，所有的议题都吸引着哈佛的学者们。因此许多教授不仅主动参与到“哈佛计划”的教学中，而且还和中国学员在自身研究领域范围内开展一些科研合作项目。
近几年，学员整体教育背景和专业素质的提升也给肯尼迪学院的培训课程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项目负责人塞奇回忆说，在“发展中的中国领袖项目”的第一期培训班里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英语，但近两年，一些官员已经具备了较好的英语基础，少数官员还有海外留学的背景，甚至拿到美国的博士学位。
如果说较引人注目的美国、新加坡的培训内容多以公共管理为主，那么针对性的专项培训和热点培训则把培训网络撒向了更多不同的发达国家。
从1999年开始，国家审计署不断派专员到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集训国际会计审计人才。1999年派往澳大利亚9人学习团组组长章轲，如今是审计署境外审计司司长。从2002年到2007年，审计署先后往澳大利亚、美国派遣学习人员达到1000余人。
同样，从2002年开始，中国政府每年选派煤矿安全事故监察、管理和技术人员赴日本培训。200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7年间已派出635名学员，分别来自18个省级煤监局和18家煤炭集团公司。其中，60%以上的学员参训后被安排到重要的安全技术管理岗位。
据知情人士介绍，这样针对性培训的目的地几乎遍布欧洲和北美的所有国家，而其他大洲很少。总结起来就是，去发达国家，学习它们的先进经验。当然，也包括总结教训。
在重大时事安排的前期准备中，中共已经逐渐摸索出一些经验，经验之一即先期派学员外出学习。突出一例是北京奥运会前的安保培训，一些商业组织瞅准时机，推出专项培训服务。
比如，中国国际人才市场针对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需要和中国其他奥运城市、重大会务城市急需提高警务国际化水平的现状，与英国、德国、希腊、澳大利亚等拥有丰富警务教学经验的国际培训机构合作，共同推出中国警务人员海外培训项目。作为首个国家级国际人才市场，中国国际人才市场从中介服务和组织安排中获利。而各地亦有各种商业化的中介组织或者国际旅行社涉足中国官员出国培训业务。
世界各国希望中国公务员到自己的国家培训，当然，他们之间也存在竞争。比如2004年，一个规模庞大的中国公务员培训项目第三期选定了瑞士。负责该项目的谢德勒尔教授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不无兴奋地说：“在这个计划招标时，我们战胜了来自美国的强大对手。”要知道，瑞士早在1993年就已开始培训中国公务员。
像这种颇具历史渊源的培训关系也存在于中国与法国之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起，根据中法政府间签订的一项行政合作协议，中国每年都向法国行政学院输送有一定实践经验并通过法方考试的公务员进行培训。
在亚洲，早在2006年，韩国首家中国公务员培训基地在韩国龙仁市锦湖韩亚集团人才开发院正式成立。精明的韩国人还特别推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旅游商品”，“培训7天、观光3天”的研修计划可以让培训之旅有张有弛。
国外施政理念潜移默化
现任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李群是山东省实施中青年干部出国培训计划的第一批学员之一。
2000年5月31日，山东省正式实施中青年干部出国培训计划。39名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分成3组，分赴英国密德萨斯大学（Middlesex University）、美国圣迭戈州立大学（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美国纽海文大学（University of New Haven）研修公共管理，为期半年。
时任山东团省委书记的李群是培训团总团长，并率13名成员在美国纽海文大学研修MPA（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后在纽海文市政府不同岗位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实习。李群的实习岗位是市长特别助理。2000年12月，李群回国后不久出任临沂市市长，两年后担任该市市委书记。
归国的李群施政理念深受美国学习经历影响。比如受“美国纽海文市不设副市长，而设各种委员会保证官员决策正确，办事效率高”启发，李群在临沂推动城建系统政改，减掉4个县级干部，各局职能具体明确，此举卓有成效。
“李群临沂新政”2002年经新华社内参受到高层批示。李群遂受命撰写3万多字的学习汇报，记述自己美国学习经历，后写成《我在美国当市长助理》一书，于2004年5月出版，被称为“第一部中国官员透视美国政府运营的书”。
谈到“哈佛计划”的培训效果，塞奇用“鸡生蛋，蛋生鸡”的比方来诠释：国际化的培训对中国官员的领导力、中国政府的发展战略有帮助；但同时，正因为中国近十年自身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培训才会真正起到作用。“这种积极的效应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近十年来对外开放程度日益增大，中国政府越来越积极参与到世界事务中，以及中国官员开始有强烈的向国际社会学习的意识，并且希望可以学以致用。”
“哈佛计划”的另一个成果，则是很多官员认为他们通过这个培训项目真正了解美国社会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和道德准则，也消除了一些误解。“一些官员说他们因为这个培训项目才开始知道美国人是爱国的，美国人重视家庭、重视教育，”塞奇表示，“而这种相互的理解是中美两国沟通的基础和桥梁。”
在今年的培训课程中，一堂关于“美国媒体职责”的课令很多中国官员耳目一新。在这堂课上，中国官员深刻了解到，美国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并不是针对中国，批评政府就是美国媒体的一贯作风，美国媒体对总统奥巴马的批评并不比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少。
对于每一个学成归来的的官员，总结报告是必不可少的。参加“哈佛计划”的学员在美国所做的案例分析也被编纂成册，作为清华大学和国内其他官员训练项目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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