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向外借智”工程。
每年有过万名中共党政官员在组织安排下被派往发达国家求学，从填写一张表格开始，到学成归来的成效评估，再与人事安排对接，已然形成精细化的操作流程。
在多年构筑起来的立体化出国培训网络里，最高级的项目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核准把控，国务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辖的国家外国专家局协助实务。在各地，从省级至县级政府，也都在争先恐后实施自己的干部出国培训项目。对于一个官员来说，能够参与其中任何一个项目，都意味着更多机会的擢升，而参与项目的级别与擢升的级别息息相关。
出国培训经费一般“三分制”
中共干部出国培训，中共中央组织部是无法绕过的权力部门。据中组部内部人士透露，这个过程中，组织部把控着干部培训的两头―开端推荐人选和末端考核人事挂钩。由于出国培训项目自上而下级别很多，就中组部层面，所能直接把控的官员级别是省部级（正、副部级）干部出国考察或短期培训和省部级后备干部出国培训（厅局级）。
庞大的外训规模最终会细化成为不同级别与主题的项目，每一个项目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运转流程。单独操作某一项目时，由相应级别的组织部层层推荐，中组部将其汇总后交予国家外国专家局核定名单。其后，语言培训、基础知识预备、学校对接、课程安排……过程繁杂，但井然有序。
本刊记者从国家外专局培训司方面得知，2010年全国党政干部和企事业单位人员出国（境）培训约7万人。2009年共计76467人，其中执行审批类646项，涉及10505人，国家资助1.2亿元；审核类3171项，涉及65962人。
具体每年有多少中共干部通过组织系统委派到海外学习，主管部门表示不便透露。《凤凰周刊》记者向知情人士求证后得知，这项计划每年涉及的党政干部超过一万人。
每年11月份左右，国家外专局培训司都会格外繁忙。各地此时正为下一年的出国培训项目立项，培训司则需要执行五大管理任务：出国培训计划管理、成果管理、经费核销、项目报批以及项目网上申报。
上述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特别的项目也有特定的资助方，高级别的项目费用是全额财政拨付。不过这两类加在一起仍属少部分，大部分的出国培训费用一般采取“三分制”。以省级后备干部出国培训项目为例，中央财政出三分之一，省级财政出三分之一，所在单位出三分之一。
《凤凰周刊》记者统计后发现，目前中共高级别的干部培训多扎堆在类似美国哈佛大学这样的世界知名学府，地方政府组织项目则更青睐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国立大学。
以中共高干培训基地―国家行政学院1992年至2005年签署的所有双边培训项目协议为样本，统计发现，42个项目中，美国有8个项目，数目最多。其余各大洲分布为：欧洲（英国3个、瑞士2个、法国2个、葡萄牙2个；德国、西班牙、希腊、意大利、白俄罗斯、乌克兰、保加利亚、俄罗斯各1个）、亚洲（韩国2个，日本3个，土耳其、蒙古各1个）、大洋洲（澳大利亚3个、新西兰1个）、美洲（加拿大2个、巴西1个）、非洲（突尼斯1个）。
重塑“学习型政府”与世界接轨
1983年，邓小平提出“引入国外智力，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发展”后，中国官员海外培训风起云涌。不过当时的培训项目规模很小，也很零散，更多意义上是人事部针对“改革开放”提出的象征性举措。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朱利安・常（Julian Chang）对此评价称，“早在80年代初期肯尼迪学院就有中国面孔出现，但直到1996年开始才有成规模、系统化的中国项目出现。”
直到2000年，中共人事部门开始意识到组织短期的考察团不能充分解决中国的行政管理问题，成规模的官员海外培训项目就此展开。培训计划最初针对经济和科技领域的高级官员，之后扩展到公共行政官员；在时间跨度上既有短期考察、2-3个月的中期培训，也有一个学期，甚至一个学年的出国深造。而美国大学，特别是世界一流的哈佛大学，则成为了海外培训的首选。当时大陆有媒体称，中国政府的这一举措向国际社会传达了重塑“学习型政府”的清晰信息。
中国研究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在当时指出，既然中国加入了WTO，中国官员就应当具备现代行政管理的思维和心态，也应当对相关游戏规则和操作了然于心。“中国官员多具有工程类或者其他领域的专业化背景，但缺少公共行政管理的技能，类似的培训恰好可以填补这方面的不足。”
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张国庆教授看来，中央和地方官员的海外培训与政府职能从“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到“服务导向型”模式的转变一脉相承，也符合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挑战的需求。
这正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初衷相契合。肯尼迪学院曾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官员的素质和能力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哈佛有必要帮助受训者丰富经济管理方面的最新知识，扩展他们的战略远见，以便使他们有效地应对变动中的公共政策环境。”
李源潮是“哈佛计划”第五期学员
中共高官出国培训项目的核心操控者是中组部，现为中组部“一把手”的李源潮也曾是“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第五期学员。
该项目于1998年启动，每年选送12名中共年轻的高级干部到哈佛大学进行2－4周的培训进修，这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共组织的第一个高级别的官员出国培训项目。国家外专局、中国国家人才交流协会负责该项目的实施，中组部协助学员选拔，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负责学员面试、录取和培训，香港新世界集团承担学员所有培训费用。
2002年，中组部提供给哈佛大学面试名单上有29个人，全部是由各省省委组织部推荐的省部级后备干部。其中，时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南京市委书记李源潮榜上有名。
这位52岁的副部级干部，出身共青团系统，在中宣部、文化部短暂任职后，成为“六朝古都”南京市的“一把手”。在京工作期间，李源潮还获得北大的硕士学位和中央党校的博士学位。主政南京仅一年，李的成绩可圈可点，颇得中央赏识，亦是重点培养对象之一。
不过，此次项目只能有12人能最终拿到哈佛的录取通知书。尤其到最后一关，29名“精兵强将”中仍将有17名被淘汰掉，淘汰率高达60%，足见竞争之激烈。
李源潮的面试考官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亚洲部主任托尼・塞奇（Tony Saich）。体态魁梧的考官托尼・塞奇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每次他会先用汉语介绍自己并做些解释，然后再用英语发问。当然，他并不会刁难这群高官考生，只是希望入选者能有哈佛学习必备的语言沟通能力。但在50岁左右的中共高官中，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李源潮对托尼・塞奇的提问对答如流，塞奇满意地频频点头。问答结束，他诚恳地对李源潮说：“以你的资历和背景，应该参加层次更高的班。如果你认为这次培训时间不够，我们可以在课程结束后专门为你安排一周的特殊项目实践，让你和哈佛的高层学者一起做些课题。”
李源潮原本参加的是当年为期4周的“高级行政管理者”培训班，额外的一周特训是对他出色面试表现的回报。6月，当李源潮到达大洋彼岸的哈佛校园，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同班同学中居然有来自其他国家的两名副首相，十几位部长，还有几位总统高级顾问。
紧张忙碌之余，李源潮抽空拨通越洋电话告诉国内，哈佛安排给他的培训项目层次之高、效果之好都大大超出自己的想象，“这个项目太好了”。学成归来后，李源潮在江苏省的学习汇报交流会上，难抑自己收获之多的兴奋之情。当年年末，李源潮晋升江苏省委书记，成为国内最富裕省份的最高长官。
同与李源潮赴哈佛培训的同学当中，与前四期有所不同的是，第一次有来自西部省份的官员。他们是时任四川省绵阳市副市长赵勇（2004年始任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2006年又兼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副州长杜勇（现任云南省招商合作局局长）和贵州朱凯安（未查到相关资料）。
2008年3月25日，恰逢“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十周年，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一场隆重的纪念会。已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的李源潮出席会议，代表中组部对参加过培训的学员们表示祝贺。他愉快地回忆了自己赴哈佛培训学习的经历和体会，认为设立这一培训项目富有远见卓识。
这次会上，曾参加该培训项目的11名学员应邀出席。其中有：赵正永（2007年参训，时任陕西省副省长，现任陕西省省长）、徐宪平（参训时间不详，2003年任湖南省副省长，现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马建堂（参训时间不详，2004年12月任青海副省长，2008年9月任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至今）、姜斯宪（参训时间不详，2008年时任海南省副省长，现任海南省副省长、三亚市委书记），张群山（2006年参训，时任贵州省委常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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