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元老牵线促成首例培训
始于1998年的“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最早由郑家纯和汪道涵发起。
1997年，香港回归。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郑家纯向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谈及想为内地出力的念头。当时，汪道涵建议郑出资培养中高级行政人员，并为其策划：具体事宜可以到北京和自己的老部下――时任国家人事部副部长万学远商量。汪道涵允诺郑家纯，会跟万打招呼，请予协助。
多年后，2005年12月15日，汪道涵病重住院，万学远夫妇去瑞金医院看望他。汪道涵谈及此事，说道：“把党政干部送到海外去培训，做得很有意义。要重视人才的培养。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浮躁的心态，值得注意。干部浮躁，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做表面文章，令人担心。”
万学远告辞之际，汪道涵语重心长地说：“治国之道，在于得人。”九天后，汪道涵与世长辞。有了汪道涵牵线搭桥，万学远具体操办，不到一年时间，“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被中央批准。每培训一个学员需要20万元人民币，一年平均要花费200万元，最多的达到500万元。这笔昂贵的学费皆由郑家纯买单。
郑家纯是香港珠宝大王兼地产大亨郑裕彤的长子，早年留学加拿大，回国后投身商海。1989年6月，郑家纯接替其父出任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投资商对内地的情景普遍不看好，纷纷撤资逃离。郑家纯却押注内地，大举投资。2002年的公开资料显示，新世界在内地的投资总额已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成为内地最大的香港投资商。
2002年，“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实施的第五个年头，哈佛大学特别授予郑家纯哈佛大学亚洲中心顾问委员会委员、哈佛大学约翰哈佛院士。这其中，职务本身荣誉大于实务。此时的郑家纯已是香港五大华资财团的老板。2007年，郑家纯年仅27岁的儿子郑志刚入主“新世界”，第三代顺利接业。
2008年， “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十周年纪念晚宴上，郑裕彤、郑家纯、郑志刚三代同堂首次在公开场合出现，郑志刚说：“爷爷郑裕彤、父亲郑家纯专程从香港到北京出席这个晚宴，是要传达一个信息：新世界集团十分重视这个培训项目。事实上，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破天荒三代同堂，同场出现，就是为了表达我们新世界代代相传，希望为国家做点贡献，出点绵力。”同时，郑志刚也承诺，从2008年起，“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每年派送名额由12名增加到20名。
“案例教学”备受青睐
新世界不是唯一一个出钱支持中国高级官员去往哈佛培训的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辖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美国安利公司也曾参与其中。
6月24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发展中的中国领袖项目”（China’s Leaders in Development program）刚刚结束了对48名第9期中国官员的海外培训。此项目是继“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之后，第二个由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联合授课的中国官员海外培训项目。始于2002年的该项目每期培训50-60名左右的局级以上的官员，因为中国国内领导换届中途中断了一年，今年是该项目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四年。
这个为期8周的年度培训项目分为两个阶段：培训前三周在国内进行，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和专门来华的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重点讲授有关基础理论和国内政策的课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有关专家也围绕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做专题讲座。后五周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集中授课。两校教授共同开设的课程有：公共管理、政策改革、公共金融、经济发展以及全球化。
不同于“新世界”项目的全英语教学，该项目在授课时配有高水平的同声传译，所有教材都翻译成中文，以保证课堂的学习效果。学习结束后，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三方共同向学员颁发结业证书。
该项目的负责人托尼・塞奇向《凤凰周刊》记者介绍，“发展中的中国领袖项目”美国部分的课程设计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是对中国官员进行公共政策分析的基本技能培训。包括关于怎样构建一个基本框架来创造公共价值观，获得公众的支持；怎样通过劝说协商来提高公共政策的决策、执行能力，以及公共管理者的领导力。
第二部分是根据中国官员的需求进行以主题为中心的探讨，讨论的话题根据世界形势的不同需求进行调整。比如，今年的话题探讨主要侧重于城市化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医疗保险为主的社会政策改革等三个方面。在城市化发展的探讨中，课程引入世界各地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包括波士顿主要交通枢纽――Ted Williams隧道项目（俗称Big Dig）、澳大利亚墨尔本联接城市项目、印度尼西亚房地产税改革等。
在话题探讨部分，教授们向中国官员介绍美国政府决策以及美国三权分立的体系结构。在塞奇看来，中美政府决策有着不同的思维模式和倾向性，中国政府提倡高效率解决问题，而美国政府则是由不同的权利部门去制约、阻止一个提案或者项目的发生。这部分课程有助于中国官员更好地了解美国政府的决策行为背后的历史依据。
课程的第三部分是实地考察访问。比如，今年的培训团队参观了哈佛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也是全美最著名的医院之一―波士顿的布里格姆妇科医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并参加了专门为其举办的关于马萨诸塞州医疗改革探讨的专家座谈会。除此之外，官员们还访问了波士顿再发展署、波士顿就业中心，以及马萨诸塞州最大的社区大学――邦克山社区大学。
起初，哈佛肯尼迪学院方面也很没底，头两年的培训也只是处于试验阶段。塞奇告诉本刊记者，学院方面不了解中国官员，也不清楚他们是否会积极参与课堂讨论。“教授们对中国也有很多先入为主的成见，中国官员对美国也有些偏见。”
项目开办的最初两年，说服教授来参加这个项目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如今，越来越多的教授开始对中国官员的海外培训计划感兴趣，并且积极主动参与到这个培训计划中来。
在课堂讨论交流中，教授们发现中国官员并不是他们原以为的“内向”、“不爱提问”、“不爱发表意见”。恰恰相反，在讲课中，当老师提出一个观点后，学员们提出的不同意见竟达五六种之多。在华进行过培训的不少哈佛教授特地来到肯尼迪学院，主动要求继续执教在美国的课程。有教授夸赞称：“很多中国学员都提出了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在哈佛的培训计划中，“案例研究”的方法贯穿于各类培训课程，也是最受学员欢迎的教学和研究方法。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大卫・埃尔伍德就表示，以案例分析为主导的教学方法和课堂讨论更有利于引导中国官员在日益增长的国际化和市场导向的经济背景下思考政府管理所面临的各类挑战。
对于该项目的花费，无论是培训机构还是派遣机构一向讳莫如深。有媒体进行测算后发现，在哈佛进行的短期培训费用每人约为7500美元，而国内清华大学的培训费用为每人1.5万元人民币。据已经公布的项目计划书中介绍，培训班“不以营利为目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设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支付国内培训费用150万元人民币，而在哈佛的学习费则由美国安利公司赞助，金额为100万美元。但学员们培训所需的车旅费等仍由其原单位支付。
选拔过程则先由地方推荐，然后从100多位省部级和厅级干部中拿出一个初步名单，交由举办三方各派的2名代表所组成的6人评选委员会最后确定。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位负责人透露说，挑选标准非常严格。按规定，入选者必须同时满足如下条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相当于大学英语四级的英语水平；在本岗位有至少两年工作经验；年龄在45岁以下；地厅级或司局级以上国家干部，如果是副部级干部，年龄则可适当放宽。
《凤凰周刊》记者对此项目2002年至2009年的八期学员粗略统计发现，434名学员中，省部级干部约占20%。其中较受关注者包括山西省副省长高建民（受训时为山西省晋中市委副书记）、安徽省副省长唐承沛（受训时为安徽省科技厅厅长）、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受训时为江苏宿迁市委书记）、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受训时为江苏苏州市市长）、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邓小刚（受训时为北京市丰台区副区长）等。
明年将是“发展中的中国领袖项目”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肯尼迪学院方面也希望能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据了解，中组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以及往届参加培训的学员都对延续该项目表示支持,美国安利集团也有意向继续提供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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