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定者落马
再往下一步走的时候，遇到麻烦了。我们成立一个全市性组织，下边还要听取学生意见。你这人物社会上有点影响，你还得在原来单位过得去才行。解放军是正规照章办事的人，下去一调查，发现问题了，中央文革点名推荐的3个人都有些问题。
朝阳区的那个中学老师，一调查说他有男女关系问题，这肯定不行。中央文革又介绍了一个地院附中的老师，叫薛玉峰，也很有才。他那会儿30多岁，跟我和刘龙江还嘻嘻哈哈的。
任XX呢，他在学校没有群众基础。很多人，包括和他一派的一些人也并不认可他。他的家庭呢，他爷爷在苏联，见过列宁，是苏联红军的中国支队的成员。据说，后来俄罗斯还真承认他这段历史。按共产党的算法，他们家应该是老革命。当年不知道为什么，解放军外调的结果，说他家是伪官僚。也可能是说他爸，没说他爷爷。我其实挺喜欢他，但解放军不愿意惹这麻烦。结果在3月份要成立红代会的时候，把他拿下了。任得知这消息找我激动地长谈，他说我一定会跟你好好干。我没法说话，最后我说这个没办法改变，咱们以后还多合作。他非常气愤地离开了，日后他成为我的对立面――一个铁杆的“四。三派”。
刘X原来也内定是中学红代会的核心组成员，因为清华附中是红卫兵发源地吧。清华附中那些人，说她和蒯大富来往密切，老泡在清华大学里，整天不在学校。没有什么其它正当理由，就说她没有群众基础。她被替换不是我宣布的，而是清华附中军训团要换人。她也跟我翻脸了，后来也成了“四。三派”的干将。
我承受的这些，都无缘无故啊。最后凑了一个班子，一共37个委员吧。核心组就是5个。军训团外调后，把101的任XX换成了师大附中的陈永康。清华附中必须要有一个，于是换了一个工人出身的程金香。她是军训团推荐的，很老实一个人。核心组最后就是：我，二中的刘龙江，清华附中的程金香，师大附中的陈永康，教师代表是地院附中的薛玉峰。
在成立区一级红代会的时候，我还推荐过女4中的罗雪柯，她家是文联的吧，家里藏书巨多，这是我一直很羡慕的。实际上我们有点少男少女那种朦胧的情感。那些解放军看我对她挺认可的，让她当了朝阳区红代会的头。她后来成了女作家、影视创作者，后来嫁给了101中的鲍国路（后改名为柯云路）。大名鼎鼎的柯云路背后，应该说有不少罗雪柯的心血。
首都大学红代会首先成立，中学红代会紧随其后，是1967年3月25号在人大会堂成立的，当时除了主席和林彪，总理以下的都去了。开幕词是我写的，我读的。总理，陈伯达都讲话了。红代会的权力机构叫核心组，我是核心组组长。
中学红代会成立后，接着成立了工人代表大会和贫下中农代表大会。这样革委会的四大支柱表面上就搭起来了。这四个会开完了以后呢，就在这四大支柱的基础上，成立了北京市革委会筹备委员会的9人主席团，谢富治为主任。军队上的是郑维山、付崇碧。地方干部是吴德，再往下呢，就是有一个学部〔2〕的人，还有就是四大支柱各出一个人，大学红代会是聂元梓，中学里是我，代表工人的是刘锡昌（音），代表农民的是邓万田（音）。我们9个人组成了主席团。
1967年4月20号北京市革委会成立。谢富治是主任，几个副主任有吴德、聂元梓、付崇碧、郑维山。中学生里只有我一个常委，其他的是委员。这个名单是中央文革决定的，当然最后都是毛主席的意见。当年对我们的任命，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那时，我身为中学红代会的头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觉得好像理所当然似的，也没什么权力意识。不过，代表着北京500多所中学，几十万中学生也觉得挺自豪。
1967年5月1日在天安门，栏杆上右数第三人为李冬民。
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对我说：“你的兵多得很哪”！我诚惶诚恐地赶紧对他老人家说：“我们都是您的兵！”
“四・三”起烽烟
好景不长，随着中学生中思想认识的分歧以及中学红代会中的矛盾，中学很快分裂成两大派。
1967年初，军队在毛主席的指示下，派出宣传队进驻中学，对学生军训，实际上是接管政权。接着，各学校成立了一批革委会。在军队派来干部的帮助下，东城区50多个学校，纷纷把革委会建立起来了。我们25中的军训团是铁道兵的，二中来的是工程兵的。
这时一部分不安分的学生，又开始活动了。大学里的一些人也与他们有联系，鼓动这些中学生冲击刚成立的学校革委会。这批后来成为“四。三派”的学生呢，就和来学校执行军训的解放军之间发生了矛盾，和学校里的“老兵”以及后来成为“四。四派”的学生都发生了矛盾。当初我们首都兵团批判对联的时候，他们中有些和我是朋友。在1966年9、10月份，我们这些后来的“四。四派”，认为对联不符合党的政策，自来红的思想是不对的。怎么老子英雄，儿子就一定是好汉呢？怎么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就一定不好呢？我当时的判断能力还是有的，再说就是自己弄不清楚，也不会去迫害别人，而且我们对出身不好的同学是有帮助的。但其中有些人到了1967年初的时候，就变得非常激进，反过来批判我，批判我们这些曾经帮过他们的人，说明确点就是要夺权。
这些学生闹起来，矛头首先是对着解放军的，因为在学校执掌大权的是军训团。他们逼着来军训的解放军，让人家表态支持他们。有的学校还把人家小战士逼到屋顶上，不表态就不让下来。这是极不合理的一些事。当时弄得很乱，他们就上访告状，并通过大学的一些渠道捅到了中央文革那里。
1967年4月3号晚上，红代会成立还没几天，正在有条不紊地做事的时候，我突然被叫到人民大会堂。我去了以后，先见到蒯大富，我问他开什么会啊？老蒯洋洋得意地说：你听听就知道了嘛。我到会场上一看，都是中学一些比较激进、不满意军训的人，其中有与老蒯关系密切的清华附中的，有27中的、28中的、6中的、地安门中学等学校的一些人。一会儿，中央文革的江青、康生、戚本禹，应该也有陈伯达，就都到了。还有负责军训的解放军也去了。
学生和解放军坐在下边。一开会，这些学生就开始控诉军训的解放军，批判军训团，说解放军支持“联动”，是反动的啊，不支持他们革命派。他们在会上说的话，有些是很极端的，不符合事实的。
有学生说解放军支持保守派，有个首长还说什么什么了。他们一告状，江青很激动，问：是哪位首长啊？有学生说是周依冰。当时北京各区军训有个联合指挥部。东城区负责军训的是65军的参谋长周依冰，就是后来“六。四”时的北京军区司令员。当时江青情绪来了，用手一指，问：谁是周依冰呀，站起来我看看。周依冰当时也坐在下边，他长的还比较魁梧吧，穿一身绿军装。被江青叫起来很狼狈啊，当众羞辱，站起来搭拉着脑袋，什么也没说。
会上江青很激动，说：我们几天没有关注北京，北京就出了鬼啦，就闹了鬼啦！闹鬼，就是妖魔鬼怪的鬼！她真的很激动，说，这个事情，是解放军的立场问题。你们解放军军训的领导呢，要好好地听取同学们意见，改正错误。我们有些问题，还可以坐下来一起谈。但她很明确，是要让解放军改正错误。
江青后来可能也觉得自己有点儿过，说了一大通后，江青最后又加上几句：我今天的话，是我们自己人关起门来说的话。她也明确要求：你们不要弄成中央首长讲话，不要散布到街上去。
这个会是中央文革组织的，只通知了中学里这部分激进的学生，叫我去是因为我有个中学红代会头头儿的身份，他不叫我不合适。〔3〕但是从程序上，既然有红代会，你首先应该是通过我了解情况，然后再开会才合适。我觉得，这里面起主导作用的，实际是中央文革在各大学的那帮联络员和三司为首的一些大学生。他们不满意中学里的权力格局，更不满意军训团支持保守派、压制激进派的立场，于是搜集情况，串联找来这些学校的激进派，向中央文革告状。事后分析，一是三司他们把中央文革给套进来了；一是中央文革自己需要这么个形势。因为上面有二月逆流嘛，下面中学也有逆流，他要打击打击。
会议是中央文革和学生座谈的形式，一个个举手，随便站起来发言，但一看都是事先组织好的。
当时康生也说了话。他说：同学们这些发言呢，让我们感到北京情况有些不对头。前几天，我批评过李钟奇同志。李钟奇和一些联动分子谈话时说：你们的父母都为革命立过功劳。这是给这些联动分子鼓气，是不对的，所以现在造成中学出这些问题。
会开了4个小时，谈到半夜，我没发言。当时在江西厅可能也还有几个不同观点的人，就和他们吵了起来。快散会的时候，我找到戚本禹，我说今天你们首长谈话，听的都是一面之词，参加会的都是一派的人。我记得好像也跟江青说了这些话。我实际就是告诉他们：你们说的话很片面，你应该两边都听一下。戚本禹说，行，明天可以考虑再组织一次。
〔1〕编者注：据刘龙江回忆，中央文革指定五个人作为中学红代会的筹备小组。其中，李冬民为组长，还有师大一附中的陈永康，清华附中的刘刚，101中学的任公伟，还有一个姓杨的老师。”参见刘龙江：“我信
奉中庸之道”，《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之二。
〔2〕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现在的社科院前身。
〔3〕据王宇和侯瑛回忆，当天通知他们参加这次会议的市中学红代会组织部长秦喜昌。
注：本文原载于北京传奇策划、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丛书之一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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