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李冬民是北京中学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位风云人物，曾任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的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更为亮丽的是，在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后，他和一些志同道合者，积极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1977年1月，他和钟家仑、伊林、涤西等人一起，将强烈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强烈要求恢复邓小平三副一正职务、追究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镇压群众的法律责任等标语，贴到了新华门、天安门、王府井、三座门等地，代表了当时人民群众真实的心声。此事被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亲自定为反革命重案，北京市委将此文件传达到家喻户晓。李冬民等数十人随即被捕入狱。当历史翻过了一页又一页，至今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些事情，我们把这些历史的足迹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米鹤都
几度风雨几度秋――李冬民口述
采写：阎阳生米鹤都
编辑：阎阳生米鹤都
李冬民，河北唐县人，1947年生于河北。文革前为北京市第25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曾跳两级参加高考。文革初期，他以反对工作组、反对血统论起家，发起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后任首都“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是北京红卫兵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之一。1967年中学红卫兵分野，他是北京中学多数派，即四四派红卫兵的领袖。文革中，他多次与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文革有密切接触，曾被江青赐名，改“李冬民”为“李东民”，寓上随泽东、下连百姓之意。1968年被放逐张北的部队农场，1970年加入中共。1973年复员到北京当工人。1977年1月8日，他率人在天安门等地公开贴出“强烈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标语，因而被中共中央列为重案，被捕入狱。后查清，此案纯粹是由北京市的“父母官”们为制造虚假的政治形势、胁迫中央决策而导演的假案。1980年由中共中央平反，获释。此后，李冬民攻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后就职于北京市社会科学所。不久，组建中国第一个民间的民意调查机构――中国社会调查研究所，著有《社会学方法论》、《社会价值分析导论》、《社会指标运动论》《社会管理》、《社会调查概论》等著作。
总部的小政变
当时在兵团内部，也有点分歧，分歧还是在对血统论的认识上。我们其实都反对对联，但龙江和另外几个人一边反对联，一边也心有余悸。
我爹原来是老区的，干部调动到北京来的，40岁的时候当了北京市第二轻工业局的副局长兼办公室主任。1966年文革运动一开始就整北京市委，他当办公室主任得罪人也比较多，很快就给打倒了。因为老区来的，他们找不着他特务嫌疑，他过去也没机会进监狱，当不了叛徒，就打成了修正主义的黑线人物了。我自己当然知道我父亲不是坏人。可首都兵团那几个负责人暗下知道我父亲倒了，说你父亲也黑了，你也就长不了了。
那次是66年10月份的事了，我们既然成立了组织，也得有活动啊。你建了这个庙，就得要烧香啊。我们就召开了一个革命性不强、但有社会公益的，欢迎中国石油1211英雄钻井队的大会。我们租了个会场，搞了一个向英雄致敬，向毛主席致敬的一个会。
后来我听说，那个万人大会，我穿一身蓝衣服，戴一红袖章，在主席台上来回走动，那几个负责人嫌我太扎眼了。他们就指使人，给我写了一个条儿，说：你不要在主席台上来回走动，影响不好。他们怕人家抓我这个黑帮子女的小辫子。
接着，他们还有一个动作，就是派人到二轻局去调查了我父亲的问题，开始排斥我了。因为这些事，我把另一个首都兵团元老秦喜昌调到兵团总部，就去黑龙江串联了。结果我到东北不久，首都兵团的内部矛盾就爆发了，一直延续到12月，我就赶回来了。
那时，首都兵团那几个负责人，也腐败了点，不懂事，出门就爱坐个车，前呼后拥的，还有女秘书。秦喜昌是个绝对清廉的平民子弟，眼里不揉沙子，干事拼命，痛快利索。他去了立马对兵团这些非革命化作风进行各种抵制，而且他明着为我鸣不平，说我是学毛著积极分子，而且落实在教育革命上。后来，他坚定地为我主持正义，最后决定采取具体行动。
秦喜昌那次带人包围了兵团司令部，他到会议室说：革命的留下，不革命的滚蛋！这事不能说是我策划的，应该是我们大伙商量的，最后我也同意了。我们没有要打的架势，但是说得很明确。秦喜昌很文明，让他们走了就完了。这就是小政变。不过不是夺别人的权，是别人先把我排挤走了。事实证明首都兵团那几个负责人错了，于是我们就做了个决定，从路线上要清理他们。清理完了以后呢，就让他们出去了。
靠上中央文革
有一次，因为兵团下面的人惹了点事，关锋、戚本禹找到了我们首都兵团。他们到我们这里了解以后呢，就向中央文革报告，说刚刚发现北京中学生还有这么大的一个机构，这么成系统的一个组织。这时正好老红卫兵垮台了，其他各派还没有成势的青黄不接的时候，而我们就显得地位很重要了。
1966年12月11号中央文革召集我们去人大会堂开座谈会。我们这一群人谁都没见过中央领导，乱哄哄的。大约等了一个多小时，来了一群人，有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往下是张春桥、姚文元、谢镗忠、李曼村，穆欣，还有军队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中央文革都是一身军装，江青也穿军装。只有总理穿一身灰衣服，康生穿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装。
那次是我和中央文革的第一次见面。你想想那个场面！被称之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除了主席和林副主席，其他人都来了。那么大一个阵容接见的对象，就是以我为首的一帮小孩子。据记载我们去了19个人，我叫大家都坐下。中央文革也10多个人，还有总理。他们在中学发现了这么一批新人，很好奇。当时气氛还是比较融洽的，谈得也比较轻松。
寒暄完了以后，他们就了解中学的这个形势，了解全市18个区县的中学和我们的组织情况。当时有我，刘龙江，还有臧振彪等，我们这19个人是代表全市18个区县的。我们没有发言次序，大家都说了几句，我不记得了，可能我说的多一点。那次会上，他们问的问题，是想了解中学里的一些情况，接着就是听听我们兵团的情况。
当时大家反映的问题主要是：一个是工作组问题，工作组打击学生算一个问题吧；再一个，就是搞红色恐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在这时候已经变了味了。我们是把血统论制造的红色恐怖这些错误，称之为文革当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时老红卫兵的红色恐怖已经垮了，但是理论上还没清算呢，大家还在告状。
当时我们正筹备一个会，就是批判老红卫兵用血统论制造红色恐怖，控诉中学里打人、伤人、害人的这些劣迹。这个会呢，定在12月16号，会场定在工人体育馆。和中央文革见面以后，我就正式邀请他们参加12月16号的大会。总理、江青当场就答应了。
12月16号首都兵团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中央文革也是全体到场，这就把过去说的所谓出身问题的阴影一扫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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