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为我更名
1966年12月11号在人大会堂中央文革接见我们首都兵团，是我第一次见到江青。
当我招呼大家都坐下后，江青这时候就假装熟悉似地看了看我，问：哎，你是谁家的孩子？江青可能还想套用以前和老红卫兵打交道的方式，因为她对这些高干子弟家庭都熟悉。但是我们这里不一样了，按我父母这个官对她而言也就是老百姓家庭。
我坐下跟她说：首长，您以前没见过我。江青就挺好奇，她问：那为什么？我回答得很简单：因为我没见过您啊。康生和戚本禹两个人觉得我答得挺有意思，笑了，江青也一笑。她一笑我就给她加了一句：因为您是首长，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我们大家都想见到您。您呢，见过的人比较多，不一定记得住。但我们见没见过您，我们印象会很深刻的。这是我见江青的第一面。
这次见面不像光明日报的记者后来在书里写的那样。在文革结束10周年的时候，这位记者曾问过我这次交往的情况。他后来写到：江青见到我的时候，还讨好似地问我，你是谁家孩子？文中写道：李冬民非常有立场，非常冷静地驳斥江青：我没见过你。那意思好像是说我当时对江青不屑一顾，所以对江青说：我没见过你。这个细节他记载得不对，我那时对江青非常尊敬，细节应当是我上面说的这样。
我和他们接触，我感觉我比较自然。既然说事嘛，和大人说事，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说的也都是具体的事件和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他们也在听，当时我也很坦然。
后来我们的活动都是对中央文革负责，直接接洽的是戚本禹、张根成。在上面对江青负责，但不对陈伯达负责。我们那时候都有点大人气了，而且我不是那种高干子弟，所以没叫过“江青阿姨”，而叫“江青同志”。不过江青倒是给我改过名字。我叫李冬民，有时候也用“李东民”三个字，在一开始的宣言啊，《团结大多数》等几篇文章用的都是“李东民”。一些小报也用我这个名字，我开始的组织也叫东风战斗队，一是象征着咱们东方民族主义的色彩，又是共产党的革命色彩。东风总代表共产党嘛，有革命意义。当然最主要还是代表毛泽东，这种领袖的身份。
江青看我有时候用冬天的冬，有时候用东方的东。1967年春夏之交，有一次见面，她就说：你就把名字就改成“东方”的“东”吧。这样呢，这个“东民”是上跟毛泽东，下联系人民群众。江青还有这么一个解释。
后来我的名字就改成“东民”了。不过，我觉得有点像文革初期时的改名风潮，有点俗套，所以也就是在发表文章时用，我有几篇文章是用这个名字发的。户口本上没改过来，一直是冬天的“冬”。
从1966年底到1968年，和江青在会议上接触的次数比较多。最后一次见她是1968年的五一节，是在北京饭店的宴会上。当时最荣耀的是总理啊，也把老帅们请出来了。那时候像朱德，陈毅等那些老帅、老领导好久没在公众场合出现了。而中央文革的有些人，像关锋、戚本禹已经不见了。那次印象很深是对于老帅们的位置安排，从位置上也是在右边儿上，可能是中央文革做的这种安排。那时跟江青已经好长时间不见了。吃饭的时候，我们上去给她敬酒。那次江青表现出来，还把我当孩子似地说了一句：好久不见，你长高了。我就问问她身体怎么样，她说很好。那一次她没有穿军装，是一身灰色的西装，有件灰色的披风。江青的形象还是可以称之为婷婷玉立的一个人，很有风度，言谈举止很潇洒，很自如，谈笑风生。她对我很亲切，那个时候像个女人看孩子似的。那也是最后一次，我们也从此就再也没见过。
总理不把我当孩子看
文革中，我们和上海的一月夺权不谋而合，也在一月占了北京市委大楼。1967年1月，我在北京市总工会参加了两次会议，是由北京工人造反派一个头头召开的。他们认为，李雪峰在当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时候，实际上也犯了镇压群众运动的错误。他跟着刘少奇改组了彭真的旧市委以后，给各地派工作组，等于在路线上也错了。
这些工人农民比较务实，他们不往上看，就瞄上了北京市委，认为新市委也错了，一直还没清算呢。工人农民啊，就在这两个晚上开会讨论这事。一个是市委有哪些罪状，一个就是调兵遣将，准备要占北京市委大楼。那两次会上，大学生只有韩爱晶一个，他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名气，很瘦，穿一身棉的黄色短大衣，实际上是他们北航的工作服。等到研究占领北京市委大楼的时候，只剩下韩爱晶跟我们讨论这件事，但他也调不来人。那时候城里的中学生就有个好处，人多、交通便利啊。第二天下午我们打几个电话，呼啦一下来了几百人，好像600人。以后第一机床厂又找了些工人，就这样把北京市委大楼给占了。
当时我也去了，在里面待了两天。二楼是机要室、电话室，有小会议室、小礼堂，就动用几个学生看管住。我们去了三楼，三楼是核心部门。后来北京成立了革委会后，三楼是领导办公的地方。中学生对这些知道的不太多，也不懂这个机要那个档案的，所以都没碰。这时候，接了一个电话，中央文革通知我开会：去听上海一月风暴的经验宣讲。那时候中央文革已经知道首都兵团了，也有电话了，有这种会一般都通知我。
这样我就去了人大会堂三楼的小礼堂。开会应该是晚上7点半，那时我也不知道忙乎什么，到那儿已经9点了。那天晚上挺热闹，那些上海的工人代表正在讲，之后才知道是王洪文。他们介绍“上海公社”，介绍一月风暴的夺权经验。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这些人都在台上。我急急忙忙地到最后边，要了张纸写了个条子。给总理和江青写的，当时我就认他们俩。我写：“周总理、江青同志，昨天晚上，北京的革命群众已经进驻北京市委大楼，造了北京新市委的反，夺了北京新市委的权。”最后写上我的名字。
那时总理正主持会呢。一会儿他就说：请李冬民同志上来。我赶紧从后面跑上去了。总理说：你来给报告一下情况。我就现场报告了一番，说我们多少工人，多少学生，怎么把整个北京市委大楼占了。当时正在讲上海夺权，我这么一个报告挺呼应的，也是不谋而合的一个东西。
我讲完下来，总理就专门走下台，对我说：你去打电话，告诉这些革命群众，我们支持你们夺权。进去了就要坚持住，不要再出来，要抓好全市的生产，管好人民的生活。后来我也挺奇怪，北京市委被占了这么长时间，却没有人往上反映。外界还不知道，中央文革也不知道，偏偏就是我去报告这些事。而且总理还让我去打电话传达他的指示。我也像个大人似的，跟他的秘书一样，赶快去通知传达。
我经过这一次和总理的接触，就觉得很随便了。像他这个年龄的人，能够不像家长和长辈那么和我谈话，在我接触的人中，总理是最早的。我感到他比较和蔼，而且他喜欢听具体的事情，我跟他交谈，说的都是具体的事情。
还有一次，中央文革在人大会堂开什么座谈会的时候。我就告诉总理，北京饭店的两派要打架，一派要封门，一派要找外边的造反派冲进来。这些造反派都是已经工作的职工。因为我一直关注各种社会问题，所以消息比较灵通。我得知这情况后就告诉总理了。
总理听完我说的，特别认真。他说：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外事单位不能乱！这是北京饭店，是北京进行外事活动的地方，不能叫造反派进来，更不能封门。然后他马上对我说，你去给他们打电话，不要封门。我说：好，我马上去。他一边讲一边让服务员去给我找电话，把我领到小礼堂后面，让我打电话传达他的指示。
总理跟我交谈的时候，做特别安排的时候，从不把我当成一个中学生，而拿我当个可以依靠的人。你给他讲这个事儿，他就委托你办这件事。总理没拿我当个小孩子，这是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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