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面条谈“三结合”
1966年底前后，兵团里有一个景山学校的女生被人报复打了。江青听了很气愤，就指派谢富治查办这事。当时我在场，跟谢富治就是在这个场合认识的。谢当时是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负责抓人查案子的是谢富治。这事最后也没查到，但是谢富治很认真。
此后一个时期，组织这种大、中学生座谈会时候，都由谢富治出面。我们见了多次，也比较熟悉了。而且他对首都兵团呢，应该说比对别的学生组织更熟悉一点。
1967年1月，具体哪天我不记得了，谢富治单独找我。他打电话把我叫到人大会堂，我到那已经是晚上11点了，从南门进了江西厅。在小厅里，只见谢富治正弄着一碗面条，在那儿吃。我说，谢副总理，您还没吃饭呢。他说没关系，你坐下谈。又问我吃饭了没有？我也如实说：我也挺辛苦的，也没吃饭呢。他就让服务员也给我弄了一碗面条。清汤肉丝面，我对味道倒没感觉，解饿嘛，还是跟副总理单独吃饭。
我们边吃边谈。他说：是这么回事，毛主席现在有个意见，要北京市成立一个临时的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是三结合的原则，第一，要有你们这些革命小将，革命群众；第二，当然解放军要有一点；再有呢，就是这些地方干部，也参加进来。这就是三结合。
他说：你看我们北京也成立这么个权力机构，你同意不同意？我说同意。他问，支持不支持？我说支持。他说那我们就按这个三结合的原则，你们革命小将准备着，按这个原则去把自己的组织建起来。作为一个方面，作为这个权力机构的支柱。他也没说我是头儿，也没有提具体的名单，但是当时中学生里，他就找了我一个人。对于我来说这是最早的一个通知。
接着，谢富治有次召集工作会议的时候谈北京的运动形势，捎带着讲准备组织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机构。他说，有这么一个原则，通知你们一下。党中央和主席指示我和戚本禹两个人，抓北京市的权力机构建设。我们给你们当联络员，给你们做服务。再往后，就是在2、3月份，正式通知我：大学组织了个红卫兵代表大会，然后你们中学呢，因为人多，再单独组织一个。当时北京的大学几十所学校，大约有16万人。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是500多所，大概有50多万人。
江青在多种场合下，表扬过谢富治。她说谢富治同志是个好人，多次说到他是好人。谢富治总是很憨厚的，喜不自禁地笑笑，发出那种非常欣喜的、呵呵的笑声。他对毛主席特别忠诚，然后就是办事可靠。谢富治对江青是言听计从，看得出他们的关系很好。
筹建中学红代会
谢富治和我谈过之后，就没再找我，而是中央文革和我具体谈。筹备中学红代会的运作体系大致是这样的，上面是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牵线，具体联系是张根成，他们负责提出指导意见。负责组织工作的是卫戍区负责军训的李钟奇，具体办事的是防化处的处长刘丰。他非常精干，做事也细致，跟我个人感情也很好。我们经常一起到处跑。
文革中的北京中学生比较特殊，不像外地的中学生基本都是被大学生牵着鼻子走。北京的中学生一是政治上相对成熟，而且从八一八开始，实际是中学生在主导着北京的局面。二是人多，而且大部分都在城区，这是大学生没法比的。所以北京的中学生是一股很大的力量，这也是中央文革之所以那么重视，还专门接见我们的原因。这时候老红卫兵已经倒了，其他派别还没有成气候。中央文革要具体联系中学的时候，除了我们找不到别人。首都兵团，一个是批判血统论，在这点上站住脚了。一个是搞毛主席号召的教育革命，虽然没吹起来但也有影响。最关键的呢，就是我们有个遍及北京城郊的组织系统。这样，一个是谢富治，一个是卫戍区，再就是中央文革，他们几头找，都是找到我们。
那个时期，革命左派就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三司），一些中学生便投靠了他们。“三司”在下边也弄了个中学中专部，设在现在民革中央的地方。“三司”就此野心勃勃地想把北京的中学生都管起来。但是由于有首都兵团的存在，而且大学红卫兵还有“一司”、“二司”两派，这使他们未能得逞。作为我个人，认为“三司”太左，也从心里不喜欢“三司”把手伸到中学、想把我们也一统天下。可他们偏偏碰上了我这么一个人，我当时要是已经上了大学，北京可能就没有中学红代会了或者就是“三司”的傀儡。
筹备初期，中央文革找我提出了一些意见并点名推荐了几个人：首先，戚本禹建议把“三司”的中学中专部纳入红代会。第二，他确定了清华附中要有人参加，先找个代表人物，戚本禹让他的秘书张根成推荐了刘X，让我去联络。第三，红代会里光是学生不行啊，戚本禹又推荐了一个朝阳区的一个老师杨XX。第四，张根成又按照戚本禹的意见，推荐了101中学的任XX，说这个人也可以作为一个代表。
开始筹备时，确实有三司中学部的人参加。我一看，什么三司中学中专部！我没有小算盘，但我很明智：你不能跟我们中学的首都兵团来对抗。后来，几个三司的人很明确地被我踢出去了。
中央文革推荐清华附中的刘X，看来也是蒯大富他们的意见。我先派人找了刘X。然后大冬天的自己跑到101中，在学生宿舍里找到任XX。这是戚本禹很欣赏的，极有口才的一个人。他瘦高个，声音洪亮，侃侃而谈。我再找了中央文革推荐的杨XX。另外我推荐了刘龙江。在筹备会之前，我们几个凑到一起，在宣武师范学校住了十天左右，搞集训。中央文革派来几个北师大的学生，类似辅导员，帮助我们工作。
接着又召集了各区县的人，这些人主要是秦喜昌提供的名单。说到这，不得不说几句秦喜昌。上学的时候，有一阵大家迷数学，一套数学竞赛辅导书有三千道题。他能没日没夜，一个人把三千道题全解一遍！他身体素质很一般，走路还外八字，而且家里条件差也没有什么体育投入，各种球类等活动都不会。后来他就找最省钱的办法，练长跑。他能够从一点基础都没有的外八字，练到连续两年在全校运动会长跑比赛中夺魁，我们可是有3000名学生的男校啊！他就是那种不辞辛劳的拼命三郎。组建首都兵团的时候，他曾经跑遍了北京郊区。这次筹备成立红代会的时候，他又一个人下去跑。那时候我们也有车，大家都抢摩托车骑。他没有，就是一个人坐长途汽车，十八个区县他都跑遍了，奠定了红代会在区县的基础。
中央文革的张根成跟我说：你不能都弄成你们首都兵团的人啊。我说，对，面还得大一点。不过其他这些红代会的基础骨干，特别是区县的，别人提不出代表来呀，全是秦喜昌搜罗来的。所以，最后还是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为核心。
人选最后的审定，实际上是由卫戍区和下面的军训团负责。由他们几个人和我决定中学红代会的核心成员。最初根据中央文革的推荐，我们内定的核心组成员是5个。我一个、刘X一个、任XX一个、刘龙江一个、还有杨XX，一共5个人。〔1〕这个过程中，我和任、刘的关系都还是好的。对于这个机构将来怎么设置啊，也听他们意见。任跟我个人关系非常亲密，关系极好，他发誓要跟我并肩战斗。我也确实欣赏他有口才，他也承认我有组织能力，也知道工作组把我们打成反革命这些事情。那时候我们编《兵团战报》，觉得他嘴行，我笔快，互相还是挺欣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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