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谈田家英之死】
王力是 “三人小组”成员，是重要的当事人。从1988年11月3日起，直至1996年10月21日王力因癌症病逝，这8年间我曾数十次采访王力并长期与他保持书信、电话联系。1996年9月27日，即他病故前20多天，王力还给我打来电话。王力讲话向来声音清晰，但那天电话里已含混不清。此后，我多次给王力家打电话，都是王力夫人接的。在王力病逝翌日，我便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他去世的消息。
1988年11月3日第一次采访王力时，他就与我谈及田家英之死。根据那次谈话，我写了一万多字的《王力病中答客问》，在上海、香港及美国报纸发表，这是自1967年8月30日被打倒之后，媒体首次对王力做详尽报道。
1988年12月7日王力以夫人王平权的名义给我写了一信：
叶永烈同志：
送上有关田家英之死引起的一些信件：
一、王力一九八八年二月十日致四川《文摘周报》的信全文;
二、《文摘周报》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刊载王力来信的摘要;
三、王力三月二十一日致《文摘周报》的信;
四、王力三月三十一日致《文摘周报》的信;
五、《文摘周报》刊载田家英夫人董边四月十日驳王力的信和逢先知的信;
六、王力一九八八年五月六日致董边的信;
七、王力一九八八年五月九日致党中央领导同志的信;
八、王力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二日致《文摘周报》的信。
请查收，供参考。我也希望把这些文件送请林放同志看看。林放同志是我一直很尊敬的同志，也可以说是老朋友。我在上海时，徐锡成、陆诒、尚丁等同志也是我一直怀念的老朋友，不知他们近况如何?
这些信件能否发表?如何发表?可请上海的朋友们定夺。只是发表时要把提到的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的名字去掉，或改用其他的说法来表达。这些话，不一定都发表。我复董边那封信，提到党的极左路线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大问题，公布出去可能有用处。不着急。决定后请赐复。
祝好! 王平权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七日
王力寄给我的8份关于田家英之死的重要文件，至今仍保存在我的手头，将来可以作为研究田家英之死的历史文献全文发表。现择其要点于下：
一、关于时间，王力称，他到田家英住处的时间，“不是1966年5月22日，而是5月21日。22日发生了另一件事”。
二、关于田家英自杀的原因，王力说，“田家英为什么被迫自杀呢?这有复杂的背景。因为我从1960年起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从1964年起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直到1967年8月被江青等人打倒为止，所以对这个问题的前因后果是很清楚的”。
王力说，“把田家英被迫害致死归咎于安子文这次谈话，这不仅对安部长不公正，而且也违背历史事实……这也贬低了田家英在同极左路线斗争中的地位。”王力还说，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不是安子文宣布，“是另一个人宣布并执行的”。
我在访问王力时，他曾这样说：
家英被迫死去，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造成的，而家英一直是站在正确方面的。极左路线的苗头，从1956年开始出现，家英就积极抵制。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家英是少数几个站在正确路线方面的人。家英是最早提出包产到户并进行试点的人。1962年夏季，极左路线初步形成了，在北戴河会议上，家英是被点名批判为“右倾”的4个人之一。据我所知，家英是极个别的敢于当面批评毛主席的人。他勇敢地提醒主席不要在死后落骂名。可惜，毛主席没有听取他的劝告，反而说家英是“没有希望”的人了（有文字记录）。
家英当面批评陈伯达是一贯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是伪君子，因而遭到陈伯达的忌恨。陈伯达多次在毛主席面前说家英的坏话。家英早就看穿了江青的恶劣品质，藐视江青，因而遭到江青的忌恨。在家英死前几个月里，江青策动了一系列严重打击家英的措施，实际上把家英当做敌我矛盾了……家英之死，对党是重大损失。他如果不死，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帮助会是很大的。
【关锋谈田家英】
我在1988年3月3日、10月31日及1990年7月13日采访关锋时，他也谈及田家英之死，着重谈田家英的死因。关锋不愿意录音，再三征得他的同意，录了6盒磁带。
关锋跟我说起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一个多月，毛泽东说了一段从政治上严厉批判《海瑞罢官》的“最高指示”的来历。关锋说，那是1965年12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谈话。谈话从上午九时一直谈到十二时。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及了前些天发表的两篇文章，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毛泽东说的一段话，后来被用黑体字印在成千上万份报刊上，被作为“最高指示”背诵：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红旗》杂志1967年第6期社论。）
据关锋回忆，1965年4月，毛泽东在长沙时曾找5个人――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谈话。半年之后，毛泽东在杭州，又找这5人谈话。当时，陈伯达已在杭州，住在大华饭店。关锋和胡绳、艾思奇、田家英于11月中旬飞抵杭州。
毛泽东找他们，为的是要商谈“干部必读”的六本书，即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的中译本写序言。毛泽东已准备自己动手为《共产党宣言》写序言。就在这时，毛泽东和陈伯达忽然离开杭州，听说去上海了。后来关锋才知道，他们去上海出席“解决罗瑞卿”的那次紧急会议。毛返回杭州后，召集5人开会。一见面，毛泽东就说，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谈一些。毛泽东抽着烟，不停地谈着。艾思奇和关锋担任记录，好在毛讲话速度不快，而且中间因抽烟往往有停顿，艾和关几乎记下毛的每一句话。毛泽东谈笑风生，跟大家聊天。他最初谈对六本书的序言写作的一些意见，然后谈及为他编的《语录》。
毛泽东的这段话，既表明了他对姚文元文章的评价，也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姚文经过几次三番修改后，并未送毛泽东审阅，就由江青、张春桥决定，在《文汇报》上发表。因为倘若最后的修改稿经毛泽东审阅，他怎么会说“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呢?他势必会说出他的这些意见，姚文元当会照毛泽东的意见在文中点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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