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戚本禹聊及田家英】
1988年8月20日，我在上海看望了戚本禹。我们聊了两个小时，直至中午12时整，有人来叫他吃中饭为止。
我跟戚本禹的谈话无拘无束。他很健谈，思维敏锐，喜欢不时反问，而且看得出，他的消息相当灵通，各种书报都看。尤其关于“文革”的文章，他见到了，总要细看。他提到了香港报纸的一些报道，认为那是胡吹。他说，一家香港报纸称他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等，他告诉我，他根本没上过大学。他又提到四川一家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据说是“纪实”，实际上违背事实。那篇文章写了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一次重要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谈及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两篇文章。那篇文章说，毛泽东谈话时，戚本禹在侧……戚本禹告诉我，他当时并不在杭州。当时“在侧”的是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和田家英五人。
我告诉他，我请关锋谈了毛泽东那次杭州谈话的情况。戚本禹说，关锋的话是可靠的。毛泽东在杭州谈话提到姚文元和他的文章时，关锋在座，他不在座。因此，关锋的回忆是很重要的，是当事人。
戚本禹说，像你这样采访当事人，那就很好。他思索了一下，又对我说：“我是学历史的，自己又有过那么一段曲折的历史。我的历史教训是，写文章要实事求是，这样才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你现在做的工作，是历史学家做的工作。”他也直率地问我：“从你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你是了解情况的，可是，有时往往避开某些事实不谈――这可能因为你的文章要公开发表，而要在现在公开发表，有些事不便谈，不得不这么做。”
我说是有这样的情况。
【“道义之交”李锐的回忆】
我在1990年10月25日、2010年5月13日两度访问李锐，他称他与田家英乃“生死之交”、“道义之交”。
李锐调到北京工作之后，决心“弃文从工”。不料，《中国青年》杂志得知李锐写了《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要在杂志上连载。当然，在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上连载关于毛泽东生平的文章，相当慎重。李锐推荐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把关”。于是《中国青年》编辑部就请田家英审稿，然后在《中国青年》上连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李锐推荐田家英来“把关”，是因为两人有着深厚的友谊。他们相识于延安。当年的延安，“莫道都穿粗布服，称呼同志一家人”。李锐在延安担任《解放日报》评论部组长，田家英则喜欢给《解放日报》写文章，差不多都是经李锐之手发表的。他俩意气相投，很快就成了挚友。
1957年8月，《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上百万册。毛泽东是否从这个时候开始注意李锐，不得而知。
李锐与田家英的友情最深。李锐回忆说：
经常与田家英议论时政，忧心国事，臧否人物，乃至推敲文件。这是真正的交心，当然也是危险的交心。所谓“危险的交心”，就是有时难免对主公（这是我们谈话时，他对毛泽东的尊称）有所议论：除谈论老人家独到的长处外，还谈到短处。如说主公有任性之处，这是他有次同中央办公厅负责人谈到深夜时两人的同感。他还谈到主公常有出尔反尔之事，有时捉摸不定，高深莫测，令人无所措手足，真是很难侍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还喜欢让人写检讨……
李锐还忆及田家英一段尖锐的话：
他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主公提三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这是我们不止一次谈论过的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事）;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第三条他感触最深，谈过反右派前夕的一些情况。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李锐与田家英的“危险谈话”被人揭发，李锐遭到了批判。但李锐宣称那三条是他说的，田家英才涉险过关。从庐山回到北京后，田家英特地给李锐打电话，其中讲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是道义之交。”据李锐说：“不幸被人听见，几天之后，我家中的电话就被拆除了。”
我在1990年10月25日采访李锐时，曾经问他，这“不幸被人听见”是指谁?李锐的回答使我非常吃惊：他的前妻范元甄。
范元甄跟李锐一样有着颇深的革命资历：1937年8月16岁的她加入中共。1939年2月调入重庆中共南方局党报《新华日报》任记者，18岁的她单纯而活泼，深受周恩来夫妇喜爱。然而在李锐“落难”时，范元甄居然向有关部门打小报告，把田家英也牵涉其中。田家英与李锐的关系如此密切，引起有关部门注意，从而怀疑在庐山上李锐宣称那三条是他说的实际上是为田家英开脱，从此使毛泽东对田家英产生不信任感。田家英自杀的祸根，恐怕也就在这时埋下。
【“文革”传单中的田家英】
田家英含冤而逝之后，由于他的情况特殊，并未在报刊上受到公开点名批判。“中央首长”接见红卫兵、造反派讲话时，才透露出批判田家英的信息。
我查了“文革”期间种种“中央首长讲话”，发现谈田家英最多的是戚本禹。
1967年1月9日下午戚本禹在全国政协礼堂接见北京农业大学师生时，在谈到包产到户时，这样点名批判田家英：“农办的领导人田家英，一个反革命分子……很积极的。这个人已经被揪出来了……”
从戚本禹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当时给田家英戴上的“帽子”是“反革命分子”。不过，戚本禹只说田家英“被揪出来了”，并未说已经自杀。
1967年4月30日，陈伯达、戚本禹接待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室全体人员时，戚本禹在讲话中又谈及田家英：
还有田家英，做了很多坏事，他提出“刘公还不造反哪?”所谓刘公就是刘少奇啊!“反了吧!还不反!”他就着急了，要跳出来。
这一回，戚本禹把田家英跟刘少奇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
当时，就连1967年7月27日王光美写给中南海革命群众的检查中，提及田家英时，也不得不按照当时的“流行语”，称田家英为“反革命分子”：
我去桃园是1963年11月，当时中央的第二个十条即关于农村社教运动若干政策的规定（草案）才发出，（直到1966年5月间揭发出彭真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后，我才知道这第二个十条（草案）是彭真跑了几个省以后，由彭真和反革命分子田家英等搞的）……
第一次公开透露田家英自杀，是1970年1月24日周恩来总理与康生、江青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时的讲话。这次接见，主要是谈打倒“王力、关锋、戚本禹”（即“王、关、戚”）。周恩来说：
戚本禹是个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动能力很强。他无孔不钻，文化方面他钻的地方最多。江青同志不让他去，他硬要去。他还到煤炭部、化工部，工厂也到了，工厂到二七车辆厂、首钢……杨成武那篇文章主席很不满意，大树特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登出，但戚本禹一定要登。后来登在第二版上，杨成武还不满意。戚本禹道歉，王力还给送像章慰问。互相勾结，暗地活动，以后才揭发出来。在中央办公厅有彭、陆、杨还有田家英，他完全是跟着田家英走的。田家英有很多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派人搜他们的东西，别人的东西都收回来了，就田家英的没有收回来。有主席的手稿，丢了好多，是戚本禹串通的，第二天田就自杀灭口。
从当年“文革传单”中可以看出，最初是戚本禹作为“中央首长”点名批判“反革命分子”田家英，而当戚本禹被打倒之后，又成了“跟着田家英走的”了。
历史终于还田家英以清白。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以及杨成武的冤案也终于得以平反。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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