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住房投资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从1998 年的2.96%上升到2006 年的11.2%，中国居民投资支出与消费支出的比例从1998 年的0.051：1 上升到2006 年的0.215：1。
虽然还没有2009年的最新统计数据，但房价史上最猛的暴涨，显然加剧了上述趋势。
正因如此，2009年，“地王”超越了房地产界，也超越了经济界，成为全社会最热词汇。
那么，从居民消费中挤占出来的房地产资金又流向了哪里？据《财经国家周刊》对深圳的调研，2009年深圳市1944亿元房价总市值分配去向中，包括268亿元银行利息、124.7亿元房地产业税收和130亿元土地出让收益，余下部分，理论上归开发商分配，也包括中介机构和炒房者。
不对称的增长
房价暴涨背后是国民财富结构的迅速调整。
刘元春分析说：近年来，中国财富不仅在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的比重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且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各自的内在结构也发生着巨变。
经济高速增长后，国民财富已积累到一定规模，要求更多的金融工具来分散资产风险，资产结构多元化需求日渐强烈。居民大规模重新组合资产，包括在消费贷款创新的带动下，将银行储蓄资产提前转移到不动产上；将银行储蓄转化为股票、基金、保险以及债券等金融资产，出现居民储蓄活期化和大搬家的现象。
2009年，这一局面有强化之势。
“原本用来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大量资金，却在金融系统打转。”刘元春说，2009年新增信贷9.59万亿元，金融机构新增存款13.1万亿元。第四季度开始，存款活期化明显，货币大量流向资本和投机领域，从而导致房地产价格、股票价格以及黄金等投资品价格大幅上扬。
被中央领导再三强调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则在2009年形成了史上最紧张的局面。
收入分配格局是指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例关系。根据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管理研究室主任常兴华的研究，在1992~2007年间，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收入分别增长了9.83倍、19.35倍和7.52倍。政府初次分配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其他主体收入增长速度；企业收入增长主要是本世纪以来比较快，超过了平均增长速度；而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增长速度始终是最慢的，且低于平均增长速度。这是一种并不对称的增长。
结果，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滑。
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预计达到68477亿元人民币，增长11.7%。根据国土资源部2月份数据，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总价款达15910.2亿元，同比增加63.4%。2009年我国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收入的23.22%。在2009年这轮房价暴涨中，政府收益最为明显。
过高的企业留利和财政收入直接导致企业投资规模和政府基础建设规模高速增长，也导致中国投资-消费局面恶化。而这，也正是政府千方百计用投资扩大内需，内需却难以真正启动的原因。
“扩大内需”与“扩大内供”
看起来，要减少企业留利和政府税收在GDP 中的比重。然而，财政刺激计划将形成大量政府赤字，让人联想到其结果之一可能会是加税。
与此同时，经济要素也借财政刺激计划进一步向政府集中。据《上海证券报》报道，由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数量和融资规模在过去一年中暴增，2009年末，全国有3800多家地方融资机构，在当年全国9.59万亿元的新增贷款中，投向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占比高达40%，总量近3.8万亿元。一些地方性融资平台的负债率达到94%，有的地方甚至高达400%。以至于在1月19日召开的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温家宝提出：“尽快制定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措施，防范潜在财政风险。”
一贯对中国经济体制富于信心的经济学家张五常，在新近出版的《多难登临录》记录了金融危机后对中国经济政策的思考：“政府大手加速项目肯定会扼杀无数半生不死的私营工厂的生存机会。”
张五常提出，应将“扩大内需”改为“扩大内供”，废除所有妨碍私营工业发展的制度，使之增加产出效率。比如撤销原料进口税，撤销“来料加工”这一制度安排，让企业自由内销，对内资外资一视同仁，简化税制等。
“鼓励内供是鼓励每个人主动地积极参与产出，这是中国经改有成的要点，但从鼓励内需的角度出发，是由政府花钱鼓励，是低产出的，性质是被动的。(财政刺激政策)无可奈何地用作过渡可以，长此下去，中国改革前功尽废矣。”他这样说。
多重冲突
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在本质上是一个资本不断深化的过程。根据央行1月29日公布的数据，2009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全年增速达199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09年12月，重工业生产增速比轻工业生产增速快9.3个百分点，创1998年以来历史次高水平。
目前整体投资以基础建设为主体、以资本密集型产业刺激为主体，使得经济反弹力度大，但就业的增长却与之不相匹配。刘元春所带领的课题组就此提出要防止“无就业复苏”的概念。
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处于“进退两难”困境，面临多重冲突：其一，重工业主导的经济复苏与结构调整力度加强之间的冲突；其二，无就业复苏与增加就业的刺激方案之间的困境；其三，进一步出口刺激、出口快速回升与不平衡调整之间的冲突；其四，房地产作为民生产业与作为经济支柱产业之间的冲突；其五，作为地方政府核心财源的房地产土地与作为中央政府农业基础的土地之间的冲突；其六，结构调整进程中“存量调整”与“增量调整”之间的冲突；其七，汇率政策调整中“贬”与“升”两难选择；其八，被中长期投资项目和地方政府“双重绑架”的货币政策在“数量主导型退出”与“价格主导型退出”上的两难选择；其九，战略调整问题在短期战术层面进行独立实施带来的“长”与“短”之间的冲突。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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