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整个演出过程中，Michelle都站在合唱团的第一排;正因此，她倍感失落：“当我站在一排排的黑人中间，即便是两年来与我亲密相处、对我关爱有加的Elizabeth竟也认不出我来!”面对主流白人群体，深感自己在人前人后面目模糊，难以作为独特个体而被认识、认可，是少数族裔共有之痛。
一位音乐学院的亚裔博士研究生正在为一门上百人修习的音乐鉴赏课担任助教。这位博士生来自加州的一个中国移民家庭。她出生在美国，几乎不会说中文。一次在与教授关于课堂组织的交谈中，教授对她说：“我们班上的几位亚裔女同学长得实在太像了，我根本无法分辨她们谁是谁。你能帮忙辨识么?”教授虽无恶意，却让这位助教非常尴尬。首先是因为他自陈无法辨认亚裔的面孔，另外也因为他下意识地把这位来自移民家庭的亚裔研究生当作“她们亚洲人”，所以可以帮他分辨亚裔个体，而不是“我们美国人”——(在想象中)以白人为主流群体的社会单元。
人们易于识别与自己同族群的个体而难于识别与自己不同族群的个体，是在心理学领域已被确认的普遍现象，被称为“跨种族认知缺陷”(cross-race recognition deficit，参见Meissner & Brigham 2001)。教授不能分辨少数族裔学生本身并不意味着教授忽视少数族裔。研究表明，即便特意克服，这种缺陷也难以消除。
但这样一种不带恶意、本身不偏向任一族群的认知模式却在实际生活中对校园里的少数族裔带来显著不利。学生和教授绝大多数是白人;当他们认不出我们的时候，他们便会在提问环节、课外社交等场合有意无意地绕过我们，一则因为没有个体身份的黑人、亚裔面孔本来不会引人注目;二则一旦四目相对，对方要么尴尬地一遍一遍询问我们的姓名，要么嬉笑掩饰又已忘记我们姓名的事实。人们很难在这种焦灼的交往中对我们产生认同甚至好感，并进一步与我们建立更深的师友关系。久而久之，我们作为少数族裔所获得的学业、生活上的帮助和支持相较别人便会落下显著的距离，而且饱受难以为人所知之苦。
我们没有自己的叙事
耶鲁大学本科教育一特别之处在其为期三年的Directed Studies项目。入选这一项目的小撮本科生，在长达三年时间中，由本校文史哲最优秀的大腕教授系统导读上起希腊罗马、下至二十世纪深刻影响西方文明的经典文本。这一项目被广泛认为是博雅教育的成功典范。每年申请者众而入选者少，使这一项目的参与者即便在耶鲁本科生里也像天之骄子。
然而，黑人女生Naomi却在入选不到一年后要求退出，因为她的声音、她的关怀在Directed Studies中找不到一席之地。在读《联邦党人文集》时，她要求讨论当时围绕奴隶制去留问题的辩论以及各方妥协在宪法中留下的遗祸。教授拒绝了她的要求，原因是“这无涉最关键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是州权与联邦权、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制衡”。后来她又质疑为什么Directed Studies中研读的都是白人、男性，难道黑人、女性没有值得阅读的经典文本?进而，她质疑为什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无比国际化的耶鲁校园，Directed Studies只局限于所谓西方文明?
Directed Studies不同于英语系、东亚系等旨在专攻人类文明一个侧面的院系;它自称传递人类文明之精髓，培养博大、开明的心胸，但它似乎不加反思地接受了西方 -男性中心主义：白人男性的东西值得所有人阅读，同时他们不必阅读其他任何人的体验和思索。而且，它还强化了西方-男性中心主义：当它把女性和少数族裔作品排斥在经典之外，这些独特的视角、往往是批判的视角便进一步被忽略遗忘。
虽然美国是一个多元的移民国家，但在由主流话语建构出的想象中，美国与欧洲一脉相承，根底上是欧裔白人建立的国家。在这种主流文化叙事中，黑人、印第安人、拉美裔、亚裔等等各占有一块文化自留地，虽各带有自身的亚文化独特性，但这种亚文化本身又不断被主流文化标签化、单薄化，比如在主流话语中亚裔被视为聪明勤恳的外国人——无论我们是多少代移民，而黑人群体则被视为懒惰、贫困和犯罪的基地，不断拖后腿和制造麻烦的自己人(参见Kim 1999)。
由于少数族裔的存在和生存状态不断被主流文化阐释、建构，少数族裔在社交生活中往往有一种无法排解的异化感：“我明明不是你们看到的那个我，但我不知道怎么向你们传达一个真实的我!”因为在社交境遇中，人们总是带着各种预先存在的文化预设(比如，黑人男性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亚裔女生腼腆、矜持，喜欢做饭)来审视少数族裔，易于接受与他们预期一致的印象而过滤掉与他们预期相冲突的印象。在西方-男性中心主义、美国主流话语体系下，少数族裔、边缘群体的体验和思索要么被削足适履地纳入其中，要么被置于晦暗不明的沉默之中;无论怎样，似乎有种隐形的消声器剥夺或篡改了我们的独特声音。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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