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女记者英国妓院卧底 强忍如炼狱般折磨(组图)

　　当时，白晓红混入劳工的队伍到了斯特福德的一家肉厂打工，原本说好了的员工宿舍到了却变卦。 “今天没有床位了，你就睡这里吧。”工头指了指自己的床。她看了看周围的环境，只有工头一个人有床，其他的工人都睡在地上，工头显然是有暗示的意思，让晓红非常害怕，但她又怕自己因为失态而露馅，只好硬着头皮说，我睡地上和工人们一起。

　　“那是我第一次做卧底记者，心里非常害怕，我的脑子里乱乱的，一直在想逃跑的路线。”但从那以后，她就不再害怕了。

　　在华人按摩院卧底的时候，她伪装成浙江人，但一次和台湾小姐聊天，她的台湾口音差点被识破，后来她有意地在台湾小姐面前读简体书、写简体字，打消了她的怀疑。“这些年，我已经学会不再害怕，而是如何化险为夷。”但她也说，这次的卧底是最后一次，她不会再做卧底记者了。

　　“我反对盗版，但我偶尔会买，为了帮他们。”

　　善良的人做不了刚性调查?其实只有善良的人才能刚性。

　　2008年，她出版了第一本英文书《华人耳语—英国隐形劳工的真实故事》;

　　2010年，她回台湾的途中坐火车经过中国大陆，按照火车路线，她沿途调查采访了中国民工，写下了第二本英文书《散沙：中国农民工故事》。

　　2013年，她出版了第三本英文书《隐形者——英国移民性工作者调查》。

　　为了这第三本书，她几乎花费了7年的调查时间。我问，你为何萌生关注这个群体的念头，她告诉我两个故事：

　　2005年她认识的一个华人劳工。这个来自东北的女人是一个葱厂的工人，每年夏天在葱厂里拔葱，赚得很少的收入，而冬天她就没事做了。为了给家里寄去更多的钱，她选择在冬天去按摩院做保姆，后来被劝说成为了小姐。她告诉晓红，自己被抢劫了三次，但只能自认倒霉，因为小姐的工作是违法的，她不敢报警。而这种被抢事件在按摩院的小姐中相当普遍，还有更严重的人身伤害甚至是强暴。

　　第二件事是2008年，一个叫梅的中国女人在东伦敦白教堂一带被杀害。梅没有正式工作，在英国街头卖盗版DVD，杀害她的凶手是个白人，把她骗到住处后杀害，凶手称他们曾有过性交易，并且证据证明他在模仿开膛手杰克：他查阅了相关的历史书籍，而且在杀害梅之前他杀害了一个当地的性工作者。警察在询问他杀害中国移民梅的动机时，他说：“因为没什么人关心她，她容易被遗忘。”

　　这两件事对白晓红的触动很大，她觉得女性移民在英国越来越多，而很多女性移民中的弱势群体没有得到关注，处在很危险的处境。而她想做的，就是让更多的人关注到她们的生活。

　　2012年8月，她为了完成新书《隐形》，潜入一家伦敦的华人按摩院，应聘上保姆一职。在为按摩院打扫的同时，用特殊的眼镜记录发生的一切。每天从7点起来，工作到凌晨两点，她承受了体力和心理的双重打击，而最让她难过的，是那些小姐的生存状态。

　　“她们生活在完全封闭的空间里，她们不会英语，她们不愿意和外界接触，唯一和外界接触的机会，就是客人。”白晓红说。“她们仅有的英语是从客人那里学来的讨价还价。One hour,90.half an hour,50?这是她们在英国生活了许多年，只会说的英语。让我觉得悲哀。”

　　白晓红生活在东伦敦的一座公寓里，我们从小酒馆里出来，她带我来到了她的家。我问：“听说这一带的治安不好，你为什么选择在这里定居?”

　　她说：“这里是个很有移民文化的地方，你看，最早的法国人、后来的东欧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都是在这里开始，这一片你可以看到来自各个地方的英国移民，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新形成的移民文化。”

　　经过地铁站附近的街道，她告诉我，这里常常有移民沿街卖盗版dvd为了糊口。我问：“你买吗?”

　　她说：“我反对盗版，但我偶尔会买，为了帮他们。”

　　我问：“在英国当一个作家，写书赚钱吗?”

　　她还是爽朗地大笑起来，说：“一个按摩院的小姐问我，你是为了钱才这样不顾风险的卧底吗?其实，我写一本书，赚到的钱也许不及一个小姐两周的工资。如果为了钱，我不会坚持到现在。”

　　“我妈妈对我的经济状况很不满意，因为我的工作不能给我创造很好的经济条件，她说我必须要承认自己的生活很失败。”她还是一脸的轻松。

　　晓红的家被她布置得很有自己的风格，她笑着说：“我妈妈说像个蒙古包!”，家中的装饰都有它们的故事，她拿起来对我如数家珍。“这是我在蒙古买的。”“这是一个拍摄菲律宾女工的摄影师送我的作品。”“这是我画的自己的手。”她指着书桌上一幅画说。

　　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挂着妈妈给她写的字，放着她从台湾带回来的茶壶，还有一套台湾的历史书。

　　我们放着音乐，一起吃着从外面买回来的咖喱饭。她指着厨房水槽里堆着的碗对我说：“一个人的生活，自在。”

　　我对她说，明明是我在采访你，可我怎么觉得自己一直在倾诉。晓红哈哈大笑，“我朋友也说我像个心理医生，这大概就是我天生要做记者的原因吧。”

　　说起自己的生活，或者辛苦，她永远都笑容满面，面对我的各种要求，她总是配合地说：“好，没问题。”我从没见过她不悦的神情，只有在讲到她的书中人的生活时，她显得沉重。

　　我忽然想起最近看过的一本书，其中的话很好地解释了我眼前的她，这样的所谓“两面性”： “制片人总担心善良的人做不了刚性调查。其实只有善良的人才能刚性。善良的人做采访，不会跃跃欲试地好斗，但当他决定看护真相的时候，是绝不撤步的对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