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和非洲关注了近三十年，我想自己在这一领域比较有发言权，”美国知名中非问题学者黛博拉・布罗蒂加姆说。
结束了今夏在中国和非洲的访问，布罗蒂加姆正式出任位于华盛顿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国际发展项目主任。随着中国经济力量和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国在海外的发展也日益引发外界关注和解读。自2006年起，布罗蒂加姆明显感到，自己研究长达三十年的“冷门”逐渐热了起来，越来越多人想知道“中国在非洲做什么？”
布罗蒂加姆英文原著《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出版两年来，以扎实研究和细腻笔触呈现出与西方媒体惯常报道迥异的故事脉络，引起不少英语读者浓厚兴趣。该书中文版近日已在国内出版，布罗蒂加姆对中国读者的反应颇为期待。
“中国在非洲到底做什么？”我研究了近30年，最有发言权
《经济参考报》：作为一位美国学者，您是如何对中国与非洲关系产生兴趣的？
布罗蒂加姆：上世纪80年代，我的研究专业是外交政策、经济和国际发展。当时，我设想自己未来或许会进美国国务院做外交官，或者到世界银行，或者在学术界发展。一方面，我对非洲大陆深深着迷，读了大量有关非洲的书籍，非洲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尤其吸引我的注意；另一方面，我早在80年代初就曾到香港、台湾学习中文，并经由香港到中国内地访问和旅游。于是我就想，为什么不把两个兴趣点结合起来，研究一下中国在非洲的援助和发展。
《经济参考报》：您的研究起初落脚点在哪里？当时学术界及外界有什么反响？
布罗蒂加姆：1983年我首度前往非洲调研，主要在三个西非国家展开了一年半的密集研究，走访了很多人员和项目，主要落脚点还是中国当时如何发展在非洲的援建项目以及其结果。事实上，中国自上世纪60年代就加大了在非洲的参与度，毫无疑问，非洲国家的投票在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直到1998年，我在多年研究基础上出版了第一本著作《中国援助与非洲发展：输出绿色革命》，但说实话，当时读者寥寥，没人关心这个话题。随后，我继续自己的兴趣和研究，也陆续出版其他课题研究的著作，但直到2006年事情开始有了变化。很多人陆续打电话给我“中国在非洲到底做什么？你在这个领域最有发言权，帮我们解释一下？”我希望通过一本书给大众一个更及时、更真实的答案，于是立足于此前20余年连贯研究，自2007年至2009年再度前往非洲 12个国家展开密集调研。我做了上百个采访，从中国使馆官员、大企业员工、小生意老板、援非医生到单纯的旅游者，还有不同国家的非洲人。
中国正有大批小型企业不怕艰难来到非洲
《经济参考报》：在这轮最新的密集采访和研究中，您最突出的感受是什么？
布罗蒂加姆：一路采访下来，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这些中国人对非洲所展现出的浓厚兴趣。其中，依然还有人带着如你所说的，那种上一代中国人的“第三世界兄弟情谊”来到非洲，想要对当地人伸出援手。比如，有人告诉我“你看这里发展程度让我想起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我们得帮帮他们”。但其他人的想法可能很有个性色彩。有人带着冒险精神和勤奋致富的信念来寻找机遇。我还和不少中国的年轻人聊过。记得一位在尼日利亚为技术人员担任翻译的年轻人告诉我，“我就是想来看看非洲大陆，我想要多走走多看看。我的父母也为我担心，但尊重我的选择。”
《经济参考报》：您的意思是，在对非洲浓厚兴趣的基础上，这么多各不相同的个体故事无法用刻板印象来归纳？
布罗蒂加姆：非洲有54个国家，不同国家发展程度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在这里发展并不容易。但就在那些尤其困难的地区，比如塞拉利昂这样脱离内战不久的国家，依然可以遇到抱着希望在那里发展的中国人。一位中国女士给我讲她的故事，她本人是广东省的一名英语教师，随后跳槽到香港矿物公司并随之到塞拉利昂工作。战事发生后，香港公司立即撤走了。这位女士也回到广东，但她随后凑齐一个集装箱的物资重返塞拉利昂，用这些物资开店售卖，然后就是一个又一个集装箱陆续到来。后来她在这里遇到自己的爱人，除了战事最紧时随爱人在英国待了两年，基本上当地严峻的安全形势没有阻挡住她回去的脚步。我遇到她时，她已在当地开办了一片名叫“唐人街”的综合设施，拥有高端路线和平民路线的中国餐馆各一家，还有一家酒铺、一家面包店、一家美发店，一家旅馆。别忘了，那里毕竟还是一个远离战事并不久的地区，但她相信有挑战的地方也蕴藏着机遇。这些个体故事的背后，展现出中国正有大批小型企业不怕艰难来到非洲。有些因为提高了质量而受到欢迎，有些也因为带来竞争而引发利益冲突。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中国制造”挤垮“非洲制造”
《经济参考报》：这样为数庞大的个体故事其实相对而言并未为人所知。一提到中国人在非洲，西方媒体报道和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一些刻板印象。您怎么看这些印象？
布罗蒂加姆：这也是我撰写《龙的礼物》这本书的一个原因，看看中国今天到底在非洲做什么，验证一下这些“常见答案”到底可信与否。别忘记，中国在非洲有其整个历史存在，是一步步走到今天，不能分割来看。我在这个课题上研究了近三十年，应该比较有发言权，可以通过大量事实来描绘一个比较完整的画面。
《经济参考报》：那我们一个个来看这些常见的“中国形象”，比如所谓的中国是非洲“新殖民者”的论调，您如何看待？
布罗蒂加姆：我不这么认为。听到这个问题，非洲人告诉我，“我们了解殖民者是什么样子。这问题恐怕是在侮辱智商。”殖民者来到非洲，使用的是武力手段，实施政治控制，甚至要压抑当地发展，以防范日后受到挑战，但中国在非洲的做法显然不是殖民者。整体来说，非洲现在也正处于转型的路口，需要为此付出努力、推动转型的实现。在现有阶段，我们不可能反过来要求中国向非洲输出原材料、从非洲进口加工产品。
《经济参考报》：有人总在说，中国来非洲只为了掠夺资源？
布罗蒂加姆：非洲所获取的大部分外国投资和贸易迄今仍集中于自然资源领域，这在其与欧洲和美国等对外关系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美非关系无疑就与自然资源息息相关，但没人会因此说美国在非洲发展只为抢夺资源，因为诉求总是多样化、多层面的。中国作为一个地位和实力不断上升的新兴大国，外交在其对非关系诉求中至关重要，简而言之，中国更重视在非洲大陆“交朋友”，更在乎扩大自己的影响力，特别是在联合国这样一个平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而在此过程中中国需要非洲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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