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了解的日本

　　日本的依托式民主

　　记者：所以才会出现一个有趣的错位，中国人觉得日本人在大灾难面前很了不起，素质高，有秩序，但是也有日本人认为就是这点不好，是被压抑出来的?

　　王选：说日本是高压社会，一般不会有什么异议，日本人自己也这么说。90年代初日本人有钱了，男女老少出国旅游，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美国。到了美国，日本人有两大惊叹，哇!美国实在是太大了，二是美国的外向性的、拓展式的、攻击性的性格。他们告诉我，在美国，你要生存，不能是日本式的谦让、礼貌和淡定。

　　日本人的“淡定”，好几年前，我也领教过。有一次我坐新干线从东京回关西的家。途中下起大雨，车子开得很慢，过了一阵子，车上广播用一种非常机械、低闷、乏味的语调说，因为前方大雨，车子不得前行，非常抱歉。然后车子就停在半路上，也不告诉我们现在到了哪。全车厢的人，没有一个人吭一声，也没有一个站起来。日本人可能平时上班挺累的，这么一来，正好睡上一觉，再说这是由于自然界不可逆转的原因，迟到了也无可指责。就这样过了差不多大半夜，车厢里连打呼噜的声音也没有，实在单调难忍，边上那个三四十岁的日本男人一点动静也没有。灯光昏暗，又不能拿出书来读。突然广播里又叽里咕噜的讲了几句，还是那么沉闷乏味的声音，列车慢慢的开了，把我们拉到离东京不远的静冈站停了下来，车门刺拉的开了，大家下去活动，我也跟着大家一起下车。跺着脚原地跳动的时候，和边上那个人打了个照面，他人模人样的笑了笑，眼睛还是亮的。几分钟后，大家各自回到座位上，又是一片安静。车子一路开到关西，已经是第二天早晨。那一个交换的笑容，是一夜中，我和同一车厢的日本人唯一的交流。是不是有点像村上春树的小说。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啥都不问，不必问，他绝对信任新干线的处理，二是他也别无选择。

　　那种把自己的权利全部交给他者，对外在的秩序、规范，甚至于政治的绝对依托，日本人称为“依托式民主”，也是一种依存结构的社会心理吧。这还不能算是成熟的民主，民主本来应该是要自己来行使、管理自己的权利的。

　　记者：“依托式民主”?

　　王选：阿姆斯特丹大学荣誉教授Karel van Wolferen是一位资深的日本问题观察家，他在最近日本地震后发表的文章中说：在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对日本生活的近距离观察中，他从来没有将日本人视为“隐忍”的人。而日本人之所以有这样的举动，是因为他们都是正派的人。他们不愿意借自己的苦难而给他人添麻烦。他们相信并且依赖由精英组成的日本高层，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一向以来日本人都是这样相信的。就像那次雨中停车，没有一个人去怀疑，去询问，他们相信事情有担当的人在那里处理，他们是在被照应的，不添乱就行了。

　　这次海啸暴露出这种依托式民主并不是完全可靠的，产生的缺陷还可能致命。少了监督，精英难免怠惰，管理难免错误。自民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统治，日本造就了一大批行政官僚，民主党政权想改变官僚政治，显然遭到了一个死板僵化的结构性的阻碍。此间，随着金融危机，地震就来了。

　　战后，日本人曾经认为都是那些精英把日本搞得一团糟。二战前日本奉行精英政策，当时是军事学院成绩最好的人进日军参谋总部，而不是品行最好的人。所以日本战后一直强调平等教育，学校里面不排名次。

　　缺乏对精英的监督是很要命的。东京电力有十几个副社长。日本社会有个惯例，部里的高级官僚退休后，就到东京电力这样的大企业里任职，称为“高官空降”。比如通产省的高官下来很多人都到了大企业里，日本官僚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阶层。前一段时间菅直人政府废止这种惯例的举动，触动了许多人的利益。

　　大企业和自民党的关系可以用千丝万缕来形容，一般是国家把政策性的大项目拨给那些大企业，大企业从政府拿到大单子，再转手承包给中小企业，包括进出口的配额。大企业靠这些退下来的高官和政府去打交道，国家的政策也靠这些大企业来支持，大企业也把自己手里的选票交给自民党。

　　东京电力这次受到日本媒体的质疑，这里面到底有多少人为的因素?有没有什么内幕要等到信息全部披露才可以判断。

　　反正这一震把日本的问题也给震出来了，菅直人说这次对日本的打击超过了战争，我想是没有的，但是肯定是战后最大的。中国人在赞赏日本人的隐忍，我想还是再看一阵子再去评价。日本是民族意识很强的国家，战后美国第一任驻日本大使赖肖尔有一句名言，说日本是一个不需要爱国教育的国家。

　　记者：我们是否过于关注日本的经济奇迹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日本?你这几十年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又有什么变化，日本人怎么看中国?

　　王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日本的关注，一直以来都集中在经济方面，也有一叶障目的倾向。我们是从我们自身的需要出发，来看日本的，因为我们要发展经济，所以就用经济的有色眼镜去看日本，全是经济，几乎没有别的。前面提到的土居健郎的名著，中文版的出版比英文版晚了20年，两本名著中还只有《依赖的构造》有中文版。还有一种就是用侵华战争的历史印象去看当今的日本和日本人，战后的一段视而不见。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均衡发展就成为课题。中国目前的发展有些地方和日本50、60年代很像。日本立教大学教授上田信到我们村里做细菌战受害农村社会调查，他在中国很多农村社会做过调查。他说中国现在和日本急速发展的时候很像，GDP增长很快，但空气、河流污染，良田消失，他说中国不能重复日本的错误。1994年，我陪日本中小企业家到中国市场做调查的时候，他们就不断的对我说，中国千万不要搞成像日本那样。那时候，我都不明白他们的意思。

　　中国的社会问题也会影响到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我印象非常深的是，1987年，刚到日本留学的时候，日本人老是要夸耀他们国家贫富差异小，按他们的说法是一亿中产阶级。那时候不理解，现在才有点明白过来。现在中国的贫富差距让日本人非常吃惊。一濑律师和我讲，一大批一大批的中国游客在银座购买奢侈品。我从来没有在银座昂贵的高级百货店买过东西，如果不是土屋律师的事务所在那里的话，恐怕到现在都还不一定去。周围的80年代出国的穷留学生里头，那时只有我家订了一份报纸，还是英文的，剪报还存着，有两大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