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世俗制约的母亲
1968年，邓纳姆开始在由美国新闻处资助的一家民族机构工作，她主要负责印尼政府官员的英语学习，并帮助商界人士到美国学习。有时，邓纳姆会带着奥巴马一起工作，而同事们时常还会开奥巴马的玩笑，说他的皮肤颜色真是与众不同。两年后，27岁的邓纳姆换了新工作，受雇于一家非营利性管理培训学校。很快，邓纳姆成了知名老师，她的班级总是充满欢声笑语。
1970年8月15日，奥巴马刚刚过完9岁生日，邓纳姆的母亲玛德琳便来印尼探望女儿，此时也正逢邓纳姆生下自己第二个孩子―奥巴马的妹妹玛雅・卡桑德拉・苏托罗。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邓纳姆不想女儿和自己一样，有个别扭的男孩名字。
在印尼，邓纳姆衣着简单，从不化妆，长头发由头巾缠到脑后。对于爪哇人来说，作为女人的邓纳姆有点太过健壮了。但她坚持己见，很少为了取悦他人而作出改变。
据好友凯・伊卡娜格拉所说，邓纳姆常常建议她变得更大胆一些。“她会提醒身边的每个人做错了什么，即使是家庭成员也不例外。她十分看不惯印尼社会里对妻子的要求，甚至告诉玛雅以后不要成为那样懦弱无能的人。”
20世纪70年代早期，因为工作的原因，邓纳姆的丈夫苏托罗需要和石油公司的高官及他们的妻子进行交际。在印尼，女人们应该穿上传统服装，陪着自己的丈夫参加这样的活动，还要和其他高官的妻子们大谈育儿经。但对于邓纳姆来说，这样的生活简直是无法接受的，她请求苏托罗别让她参加这种活动。在给朋友考利尔的信中，邓纳姆抱怨那些中年白种美国人谈论的都是些空虚的事情，而自己的丈夫苏托罗也变得越来越像美国人。
两人时常为是否参加聚会的事情在卧室里争吵，年幼的奥巴马有时也能听得到。在《我父亲的梦想》一书中，奥巴马写道：“德克萨斯或者路易斯安那来的美国商人，会拍拍苏托罗的背，吹嘘自己怎样贿赂政府拿到新的海上钻井权，而他们的妻子则会跟我的母亲抱怨印尼仆人的水平。苏托罗经常说，如果自己一个人去参加这种活动该有多么不像话，并提醒她这些都是自己人。而我的母亲则会大声叫喊：他们不是我的朋友。”
在奥巴马的描述中，两人关系的恶化可以追溯到苏托罗被召回雅加达的时候，那时两人分开了足足一年。在夏威夷时，苏托罗是个很有趣的人，常常给邓纳姆讲述自己童年时的故事，并深信回国后自己会去大学任教。但后来，两人几乎不怎么交流。有时，苏托罗睡觉时一定要藏一把手枪在枕头下，而邓纳姆有时还会看见他半夜在屋里踱来踱去，拿着杯进口威士忌，思考着自己的小秘密。
逐渐地，邓纳姆开始慢慢了解了真相，苏托罗的一位侄子向邓纳姆讲述了苏托罗从夏威夷回国后所经历的一切：刚抵达雅加达，苏托罗便被带去审讯，并被告知自己已被征召入伍，即将去新几内亚的丛林里服役一年。邓纳姆听完这一切之后，作出的结论是：权力将苏托罗拉回现实中。他原本以为自己可以逃脱这样的现实，但这种情况的出现让他渐觉权力的巨大力量。正因为此，苏托罗学会了与权力和平相处，进入国家石油公司做高官、拿高薪。
苏托罗让邓纳姆失望，邓纳姆对于社交的反抗也让苏托罗生气。她的朋友任思科・哈林格说：“印尼男人喜欢女人轻松开放，但一旦有父母、家人在场，女人就得扮演一个小妇人的角色。我所认识的邓纳姆是个强势的女人，不关心衣着和首饰，这与大多数印尼女人完全不同。她拒绝做小妇人，我完全理解苏托罗会对这些难以接受。”
萨满曾是邓纳姆和苏托罗家的男仆，在他的记忆中，苏托罗非常严格，邓纳姆十分善良。有时，两人会因为邓纳姆下课后的晚归而吵架。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邓纳姆拿一条毛巾捂着脸，鼻子里还不停流血。很难说年届40的萨满的回忆有多可信，毕竟没有人听说邓纳姆和苏托罗之间出现过家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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