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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政府严重冲突的开端:美国总领事被判刑(图)

www.sinoca.com 2009-03-16  天天新报


毛泽东电令:不遵守我解放区政府命令,有权禁止自由!

1948年11月18日,晚9时许。西柏坡。周恩来将他起草的给沈阳方面的电报稿递给毛泽东,并告诉毛说:“我和少奇同志商量过,他也认为我们有权进领事馆检查和收取电台。”

毛泽东接过电报,飞快地读了起来。他又抬起头,问站在一边的胡乔木:“高岗的电报给少奇同志看过了吧?”

“看过了”。胡乔木点点头。但他马上又问道:“对了,少奇同志还特别问了那个马里宁是不是就是那个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我说是。但是,16日电报里说,莫洛托夫对于我们采取挤走美、英、法驻沈阳领事馆的方针将会很高兴,这是不是等于说马里宁要求我们没收美、英、法沈阳领事馆的电台这件事,其实也是莫洛托夫同志的意见?”

“当然是。”周恩来说。“因此主席告诉他们:关于东北以及全国的外交政策,我们一定和苏联协商处理!”

毛泽东说:“不知道他们哪来那么多的顾虑?”

“外交上没有经验,怕出乱子。”周恩来知道毛泽东是在说沈阳的同志,于是回答说。

“那就不要先斩后奏嘛!”毛泽东说,“自己下了命令,自己又不去执行,难道中央不同意就取消命令不成?人民政府的尊严不要了?我看这样好,既然敢于蔑视我人民政府的命令,我正好有理由把他们软禁起来,没有我们的准许,不让他们随便出入,逼他们走。但是,也要批评沈阳的同志几句。”

说着,毛泽东在电报稿的空白处做了一些补充。然后交给周恩来。电文如下:

此事你们没有事前请示,自己做了限期三十六小时交出电台的决定,并已发出了通知,限期已满又不去取,等候中央回电是否同意,难道中央不同意你们就准备取消限期交出电台的命令吗?中央早有指示要你们令各旧领事馆交出电台。你们既已发出限期三十六小时交出的命令,现限期已过,美国旧领事仍未将电台交出,即应由军管会给以最后命令,说明如在令到后若干小时内再不交出,本军管会即认为该旧领事故意违抗命令,本会有权派队入室检查,并将电台带走。几驻在该旧领事馆的人员,因其蔑视中国人民政府限期交出电台的命令,将禁止其与外界自由往来。如有需要,须经市政府特许,方准外出。你们如此办理,可达到我们内定之挤走美、英、法等国领事的方针,而形式上则以双方无正式外交关系并实行战时的军事管制,首先给美国旧领事以限制,使其知难而退。

周恩来站起身来,说:“我马上让电台把它发出去。”

但周恩来走了不过两个多小时,又急匆匆地返了回来。一进门就说:“那封电报刚刚发走,林彪他们又来了一封电报。他们又给美国人规定了一个期限,因为没有接到我们的回电,又作废了。”

毛泽东不满地说:“美国人不过是逼我们进领事馆强取罢了,怕它什么,发个声明,我们和美国又没有外交关系,国民党给它什么权利关我们屁事。声明态度严厉些,让他们知道,那里是解放区,不是国统区,他们不遵守我解放区政府和军管会的命令,我有权禁止他们的出入自由,直到将他们驱逐出境!”

将近12点的时候,周恩来又来到了毛泽东的房间里,将他起草的电报稿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只改动了其中几个字,在报头“毛、刘、朱、任阅”几个字中的“毛”字上圈了个圈,说:“我看可以。”

电报到第二天凌晨5时左右发了出去,主要内容如下:

美领拒不点交电台给我,其目的在逼我入馆强取,造成我进入领馆检查及强取美政府财产的两种借口。我之对策,应立于主动,首先向其声明,我解放区政府与美国政府并无外交关系,旧美国领事馆根据从国民党政府所取得的一切权利,我们不能承认。我人民政府对现在沈阳之旧领事馆人员,只当外侨看待,保护其居住安全,并非正式外交来往。如旧领事馆人员有任何不遵守我人民解放军军管会所宣布的法令的行为,军管会有权实行人身及室内检查,禁止旧领馆人员行动自由,直到驱逐出境。因此,我军管会有权命令旧领馆停止电台连络,交出电台由我保管封存,待将来双方建立外交关系或旧领馆人员自沈阳回国时,当予发还。现旧领馆人员既拒绝接受此命令,我军管会即应派公安机关进入室内,自行接收,并由双方点数,签字封存。

中共中央在接连两封电报里已经表明了他们对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的强烈不满,这种态度一方面来自他们既定的挤走美、英、法领事馆的方针,一方面也与瓦尔德以美国政府为要挟拒交电台的傲慢态度有关。

19日下午4时左右,在大批警卫人员和参谋人员的陪同下,东北局常委高岗、张闻天等人分别从两辆美式吉普车和一辆苏制卡车上跳了下来,笑容脸面地与早就等在沈阳大和旅馆门前的陈云、伍修权、陶铸等军管会负责人握手寒暄。随后,在陈云等人的陪同下,高岗、张闻天来到临时用两间客房改造成的大会议室,坐下来听取军管会和市委工作人员的汇报。

当陈云谈到他们刚刚接到林彪那里转来的中共中央关于必须迅速进入美国领事馆,收缴电台,并禁止美国领事馆人员与外界来往的电报指示时,高岗打断他的话,问道:“中央的电报我刚才一到军区就看到了。问题是这件事你们是不是已经做好准备了?什么时候动手?怎么禁止美国人出入,有没有具体计划?”

陈云答道:“这件事具体实行起来还要准备一下,首先要准备一个书面的通知,说明我们强行入馆取台的充分理由,还要教会执行参谋及有关部队一些技术上的方法,比如进入领事馆要注意什么事情,如果他们坚决不配合怎么办,如果拿到电台怎样办理接收手续等等。同时,既然要禁止其自由出入,也要有一些明确的规定,还要考虑三处的美国人是统统赶在一起好呢,还是分别看管?我看,今天我们商量好这一切,明天采取行动,如何?”

伍修权这时插话道:“还有一个情况也要考虑。上午苏联商务代办专门来过,是我接待的。他好像是专门为这件事来的。他不仅要求我们尽快没收美、英、法领事馆的电台,而且强调对这些西方外交特务不要客气,应设法赶他们走,因此他建议我们不仅要禁止他们自由出入,还可以切断他们的电灯、电话,一方面防备他们留一手,继续隐藏电台,秘密通讯,一方面也使他们与外界完全失去联络的可能,失去呆下去的条件。他说,过去他在沈阳,国民党就是这么干的,长期不给他供电,说是坏了,弄得你没办法。”

19日晚,沈阳军管会再度就外交问题举行会议,讨论20日对各领馆采取行动的具体部署办法。

会议决定:基本方针遵照中央决定,以挤走为目的。为此,会议组成了临时委员会来具体领导此一外交行动。决定:明日去美领馆取电台,并且要断绝他们相互间及其与外界的一切来往,电灯、电话都要切断。不仅对领事馆如此,对美、英、法侨也要同时动作,使之闭塞。明日行动在下午1时开始。

陈云讲:没办法,革命革大了,这些事情非学着干不可。共产党面前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这种事过去没碰过,因此没有经验,现在赶到我们头上,我们就要去碰。要准备碰钉子,即准备美领抵抗不交,但力争和平解决。

会议提出:要防止“左”倾情绪。为此,第一,严禁人身侮辱性行为发生;第二,去执行者要注意不要说话,更不可拿任何其他东西,否则纪律处分;第三,封锁是封锁,但仍要保证其生命安全,同时保证其衣食住,即确保其能正常生活。

陈云同时提出:

1对封锁软禁的地点要划定范围,人员是集中,还是分开,彼此之间能否来往,都要有所界定。在禁止出入,不准来往,取消其汽车通行证的同时,要准备好吃的,因此,对服务于领事馆和外侨的华人出入,要放宽。

2电话还是要允许他们打,但要设法让他们的电话只能接通市府,信件也只准送市府,然后由我方人员代送,当然,我要保证不擅开其信件。

3没收结束后要注意切断电源。

收取电台的工作进行到大约午后1点

20日下午1时,两辆急驶而来的军用卡车在三经路和五纬路拐角处的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大门口,急速停了下来。两名军官模样的军人带着5名持枪士兵敲响了领事馆的大铁门。两名军官踏上台阶,站在楼门口,其中一个用英语冲着里面的人问道:“哪位是瓦尔德先生?”

瓦尔德快步走到两位军官的面前,伸出手去,说:“我就是。”

正面的那位军官从上衣兜里拿出一张印着字的纸在他的面前展开,开始宣读。站在军官身边的一位显然是翻译,他翻译了一遍,似乎是说:“因先生等蔑视本会之命令,今后除经市政府准许外,特禁止旧美领馆全部人员与外界自由来往”。瓦尔德大声质问军官有什么理由禁止他和他的馆员的人身自由的时候,军官说:“这是你们故意违抗军管会命令的必然结果。”

瓦尔德尽量做出顺从的样子,带着两位军官来到收发报室和译电室,清点已经整理好的电台和其他相关零件。在巡查到底层的电机房时,那位负责的军官坚持要连为领事馆准备停电时发电和抽水用的发动机也要收走,瓦尔德不得不争了几句。最后,军官拿出几张写着字的纸,一张一张地填写,然后由翻译一一交给他签字。

瓦尔德看清楚了,这第一张是一份收据,上面写着萧桂盾代表解放军总部所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彼收到的3台发电机、手摇马达3个、2台发报机、9座无线电收发报机,及真空管与其他无线电器材等,均为美国政府之财产。

第二张是一份军管会收到的物品清单,说明除上述电器以外解放军总部未从美国总领事馆带走其他物品。

第三张是一张保证书,要瓦尔德保证除解放军总部已收取的电台以外,领事馆及其美国政府在沈阳所有的院落及住房内,没有也不再使用任何无线电台。

瓦尔德无可奈何地一一在这些文件上签了字,然后眼看着士兵们进来把电台等全部搬到门外,装到卡车上。他再次提出,希望能够和朱市长或军管会的负责人见面,讨论有关软禁的问题。姓萧的军官头也不回地回答说:软禁期间会有一位宋参谋来管你们的事,你随时可以找宋参谋来提出你们的请求,或要求转送有关的函件。

整个收取电台的工作进行到大约午后1点钟。瓦尔德注意到,当卡车运走了那些士兵和他们收取的电台等物品之后,领事馆的大门被从外面关上了,代替过去市政府派来站岗的警察的,是两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和一名配带手枪的军人。

“领事馆很可能就是一个特务窝子!”

明知沈阳的电台被没收,沈阳领事馆的人员被软禁,不论是司徒雷登大使,还是美国国务院的负责官员,都没有想过要将瓦尔德等人迅速撤出来。他们千方百计地试图重新与沈阳领事馆恢复联络,先是试着经过大连的美国领事馆就近送信去沈阳,接着又试着通过北京的领事馆派人走北宁线去送信,最后没办法,又电令驻香港的美国总领事设法与中共在香港的代表取得联系,探询有关瓦尔德等人的消息与中共的意图。总之,美国政府还是希望瓦尔德能够在沈阳坚持下去。

把领事馆留在共产党的占领区,真的是像瓦尔德当初对朱市长所讲的那样,纯粹是为了以沈阳的美国侨民的商业利益吗?当然不是。事实上,如果不是苏联人坚持把中国的东北看成是他们的势力范围,美国政府早就想在东北插上一脚了。美国政府很清楚中国东北在它对苏关系中的战略价值,特别是1947年,美、苏在欧洲进入冷战状态之后,它就对东北的地位更加看重,必欲在东北保持自己的影响。利用其在沈阳的领事馆,打着照顾美国侨民的名义,在共产党控制区内保持自己对苏联的观察站,这显然是一些美国官员的如意算盘。

甚至,冷战刚刚开始不久,美国情报机关就已经在派人以沈阳领事馆雇员的身份,在中国东北建立专门针对苏联的秘密特务组织了。眼看中共军队即将占领沈阳,他们还专门向有关的情报人员发放了便携式无线电收发报机、小型发电机以及密码本等特务工具。多半是由于中共占领沈阳过于神速,美国情报人员的这一工作未能进一步展开,以致会被解放军军管会在收缴沈阳领事馆电台时,收缴到9台无线电收发报机。

当如此多的无线电收发报机被送到大和旅馆的大厅里时,在场的伍修权、陶铸等人也禁不住大吃一惊。高岗在电话中得知这一情况后,第一句话就是:“我看这个领事馆很可能就是一个特务窝子!”常委们也几乎一致认为,美国领事馆确有从事特务情报活动的嫌疑。因此,他们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明确认为:美领不会如此老实,领馆内或美孚院、安息院等很可能还藏有秘密电台。因此,继续允许他们留这里有弊无利。东北局领导人的怀疑几乎当天就得到了证明。

21日下午3时,根据有关情报,东北局社会部抓获了潜伏特务伯彦苍,在伯的住处起获与美国领事馆同样型号的便携式无线电收发报机两台。当晚,据内线,又抓获另一特务分子吴人俊,起获同样的电台两部。经过连夜审讯,又捕获佐佐木等人,再起获两部同样的电台。刚刚从美国领事馆收缴大批电台,又接连破获特务案件,不仅起获的6部电台与美国领事馆收缴的电台完全相同,而且所有供述人均一致供称被美国人雇佣从事情报工作,而雇佣者又都曾利用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为掩护。

23日下午4时,东北局领导人集体听取了社会部负责人的汇报。而后,大家议论纷纷,都觉得美国领事馆仍很可疑,但一时又想不出适当的办法抓到证据。最后,会议决定电告中央,请示是否可以根据供述人提供的亨特和西田的特征,前去美孚院和安息院进行搜查,也许可以找到化名的或藏匿的特务指使人和秘密电台。

“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

1949年1月间,西柏坡村。来自各地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与毛泽东等人一起,高一脚浅一脚地来往于通向村南一间大屋子的又硬又滑的道路上。原来,中共领导人正在这里召开重要会议,坐在小板凳上讨论建立新中国的各项准备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外交问题被第一次提上议事日程。但对帝国主义阴谋保持高度警惕,成了人们议论的重点,外交承认问题反而被放在一边了。毛泽东坐在临时搭成的主席台上异常严肃地说:“我们的革命是带反帝国主义性质的,帝国主义恨死了我们的革命,尤其是美帝在中国失掉了威信,它当然不会甘心。美帝的对华政策就是两手,一是帮国民党打我们,二是通过某些右派,甚至利用特务从我们内部破坏我们。从现在情况看,国民党失败后他们是可能承认我们的,这样他们就能够钻到我们内部来同我们做斗争了。因此,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应当不给他们这种机会。我们要等到中国全部解放了,我们已经站稳了脚跟,并且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和基础统统搞掉,再说承认的话。”

他说到这里,用手在空中比划着说:这就叫做“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免得我们的这些客人老是想在我们的屋子里扬些个灰尘,给我们制造些麻烦。

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再度明确规定:坚决否认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在华代表及其机关的权利,其各种电台及其收发报装置一律没收,对美国武官必须“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一律不予承认,概不给以任何采访发报之权。

不过,两周之后,情况又出现变化。

1月中旬,鉴于国民党桂系领导人李宗仁、白崇禧等密谋和共反蒋,和斯大林提议抓住和平旗帜,一度坚持反对和谈的毛泽东开始准备接受南京政府提出的和谈建议。就在这时,蒋介石于1月21日在国民党内部压力下,被迫宣布下野,解放战争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有急转直下的可能,毛泽东立即注意到在外交上采取一种积极态度的必要性,试图动摇美国政府继续支持蒋介石的政策。

1月25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很快下达了一个关于19日外交工作指示的“补充指示”,提出对原指示中的两项内容须暂时变通办理。在这种情况下,沈阳方面对美国领事馆的软禁也相应地放松了。瓦尔德甚至可以在晚上和休息日回到妻子和孩子们的身边去了。到了6月7日,瓦尔德甚至第一次收到来自美国国务院关于准备关闭沈阳总领事馆的电报副本,沈阳军管会也明确同意瓦尔德等人迅速开始撤离沈阳的准备工作。瓦尔德半年多来第一次脸上开始露出了笑模样。在他看来,一切噩梦终于结束了。

瓦尔德又一次估计错误。

毛泽东一夜挥就《论人民民主专政》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进入北平。这是毛泽东同前来迎接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其他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合影

一方面,在3月上半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仍旧再度重申了他在1月会议上提出的观点,警告说:尽管已经有许多迹象表明美国人想承认我们,我们却不忙于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关系。他再度强调了帝国主义“内部破坏”的阴谋问题,并形象地比喻说,这是为了防止孙行者钻入牛魔王的肚子里捣乱,而“孙行者即美帝是也”。

另一方面,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之后,在五六月间,中共代表黄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可以考虑在“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的情况下,与之进行建交问题的接触的指示,与美国驻南京大使司徒雷登进行了交谈。然而,美国政府不仅不同意改变与国民党的关系,而且试图分化中共与苏联的关系,还明显地企图干预和分化新中国政府,坚持要美国如果承认新中国,未来中国政府里就必须吸收一切被美国政府认可的民主人士。

6月上旬,毛泽东接连收到司徒雷登谈话内容的报告,并得到美国政府已经在5月31日公开宣布了其驻沈阳领事馆人员被软禁的消息。毛泽东告诉周恩来:既然如此,我们不妨也让他们见见阳光。通知新华社拟消息,让全世界都知道美国人在我们这里想干什么。

6月19日,新华社发布消息,宣布在沈阳破获美国间谍案,其幕后指使人为美军联络团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人员。

6月24日,毛泽东在新华社的新闻稿中看到了关于英、美等国外交人员在东欧民主国家进行间谍的新闻,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于是,他亲自批示公开广播《英美外交——特务外交》一文,明确指出帝国主义的美国政府针对新中国的一切活动都带有敌对性质。

毛泽东有感而发,一夜挥就《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文章,公开宣布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实行“一边倒”,下决心根本破灭美国政府离间中苏关系的罪恶企图。

毛泽东后来明确讲,我们是弱国,不是强国,美国怕苏联,但是不怕我们,因此,我们一定要联合苏联,要以苏联为首。这样就可能“使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6月30日,毛泽东在正式批准禁止美国新闻处在中国活动的同时,正式批准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等一干人进行公开审判。

不久,美国国务院公开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为其在中国的失败找借口。毛泽东在一个月时间里,接连为新华社写了五篇旨在批判这一白皮书的重要文章,警告国内那些仍然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中间派”、“中间阶层”、“落后分子”,或者“自由主义分子”、“旧民主主义分子”、“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彻底丢掉“崇美”、“恐美”的自卑心理,切不可靠向美国一边。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了。由于撤离工作被勒令停止,又被指责涉嫌间谍活动,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火的瓦尔德,同中国雇员姬玉衡发生了争执,一怒之下将其解雇。而当姬玉衡再度理直气壮地前来要求付给他当月的薪水时,双方又发生言语冲突,瓦尔德盛怒之下,竟挥拳打人,并将姬玉衡踢下楼梯致伤。毛泽东得知这种情况,当即指示东北局将瓦尔德等涉嫌殴打中国雇员的5个美国领事馆人员一律拘捕,制裁他们的犯法行动。在周恩来起草的电报上,毛泽东明确批示: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10月24日下午3时,大约5辆军用吉普车停在沈阳美国领事馆的门前,3位军官率领多名士兵进入领事馆,当众宣布了对瓦尔德等人的逮捕令。在大门外数以千计的围观群众“打倒美帝国主义!”的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中,面色苍白的瓦尔德被押上了“囚车”,送进了监狱。6天后,沈阳市公安局正式以间谍案和伤害他人案对瓦尔德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1月1日,瓦尔德站在了法庭的被告席上。听着公诉人和一个个证人的指控,瓦尔德禁不住懊悔万分。他当初决定留下来,现在看来完全是灾难性的。这一决定,不仅毁了他的前途,而且也使美国人丢尽了面子。以致就在前一天,美国总统杜鲁门甚至不惜提议派飞机和武装突击队突袭沈阳,劫回被捕的总领事,以挽回政府的面子。好在军方领导人还比较清醒,知道要在沈阳这样一座大城市里进行这种突袭,不仅救不了瓦尔德等人,反而会卷进针对新中国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地面战争。

好在噩梦很快就结束了。当月下旬,瓦尔德等人被分别处以数月徒刑,缓刑一年,并被宣布驱逐出境。12月11日,瓦尔德忐忑不安地在武装人员的押送下,登上了南行的火车。他这回再也笑不起来了,谁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这场噩梦对于瓦尔德个人来说,确实太长了。但他还不知道的是,这场噩梦对于中、美两国来说,还要继续20年之久呢!

○摘自《民国人物过眼录》

杨奎松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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