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社会政治问题的?
李开复:一开始是微博打拐,我见过可怜的小孩跟我要钱,但集团操作是第一次知道。宜黄拆迁是我第一次听到拆迁,厦门PX是我第一次听到PX项目。没有社交媒体前前我也不太看这些,更多是在网站上浏览科技新闻、投资、业界、经济新闻、股市,还有国际大事。生活的圈子也都是外企,过国内半封闭的生活,读报也是关注商务、科技。和人来往也比较单纯,感恩节吃个火鸡,大家一块去度假。那种状态形容一下,就是:假装活在北京。
人物周刊:你的成长环境看起来比较单纯,也没有经历过政治运动,对这些环境一开始就适应么?
李开复:我觉得还挺适应的。我的职业生涯碰到多次类似政治运动的事情:第一次是我离开微软之后的事,那次我面临莫须有的罪名和扣帽子的作风。当人急了,为了胜诉、名声、利益,就会做一些事让你掉进陷阱,报纸、媒体上各种各样虚假的报道,说我拿了一两百万美元的酬劳。那一次对我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当时感觉全世界都要毁灭的样子,那是我第一次碰到巨大的挫折。
人物周刊:你到中国这么多年,先在微软,然后谷歌、创新工场,再到微博,每一个阶段认识到的中国应该是不一样的。
李开复:每一次都是巨大的信息爆炸。在微软真的只是在做科研,到处受欢迎,因为产品都不错,我们就是把最新技术带来教中国年轻人,帮助他们写论文、做研究、出国、出名、读博士。比尔·盖茨又很喜欢,而且是全球大公司。
人物周刊:谷歌就不一样了,进入中国的时候,和政府存在很大的分歧,你开始频繁和政府打交道?你怎么找到平衡点?
李开复:我要一边学习,一边保护我的团队,让他们能够不断地打造出好产品,不被价值观的争执过分影响。我开始去理解中国政府的结构。在谷歌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常委。在微软的时候我只了解科技部、教育部,到了谷歌我才知道一大堆管理我们的部门,知道意识形态是怎么回事,谁是负责人,开始逐步了解意识形态。
人物周刊:在谷歌时期,你开始了解中国政治的运转?
李开复:对,那时候才知道。更重要的就是,知道不同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什么是最重要的利益。
人物周刊:对你个人的社会评价上,有没有感受到有一些时代的变化?
李开复:只能说中国强大了,很多人自信了,对国外的盲目崇拜降低了,这是社会认知的理性改变。但是过去不理性的,甚至愤怒的、脏话这一类的,没什么变化。我觉得他们就是需要一些帽子。但也就那几个帽子可以用,反复给别人扣什么“汉奸”、“美分”,还有“带路党”等等。
人物周刊:美国留学和工作的背景,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李开复:我认为整体是正面的。15年前的美国留学博士、微软副总裁,可能会被一些人崇拜。现在中国的企业确实强大起来了,15年前腾讯(的规模)只是微软的很小一部分,现在可能是微软的三分之一,这是很值得高兴的。
从创新工场开始,我的国外背景就不给我加分了。你甚至会质疑大部分活在外国的人能在中国创业吗?能在中国成功吗?从创新工场开始,我就已经不在乎所谓外国的光环,如果它重要的话应该对我有挺大的伤害。差不多在四年里,我已经习惯了不在乎。我的名片上面连博士都没有了。很多人都说博士头衔很重要,但我觉得不重要,我就是我。
人物周刊:你是否感觉到本土企业家有种草莽气息?
李开复:有,这种气息在有些例子就可以看到,你看周鸿祎、李彦宏,谁怕你外国公司来,你来我把你打跑。这些人有这样的自信。但是也不是每个都这样,王石、潘石屹,他们就没有,谦虚学习,觉得国外还是有很多好的地方,管理、体制等等都是值得咱们学习的。
“假如10年以后你被打臭了”
人物周刊:以前你想发挥中美桥梁的作用,在微博上你有没有想要扮演政府与民众之间桥梁的角色?
李开复:没有,桥梁需要你在两边站得稳,我不会给自己这样的定位,如果政府有很好的想法需要我传达,真实的、有意义的,我也会去传达,政府做得好的,我也会讲。就是表达自己的观点,不是桥梁作用。现在的立场之争,就变成了自己这边说什么都支持、都转发,或者是美国一切都是好的、美国一切都是坏的,事实不是这样。
人物周刊:我发现你在微博上经常会提到“正能量”,什么是正能量?
李开复:正能量是好的。如果把它当成让人振奋、开心的,只讲很正面的好事是不行的。如果理解为能够让人们进步的,建设性的批评也是正能量。从短期看也许不让人开心,但是长期会进步,还是正能量。即便如此,微博也不可能全都是正能量。
人物周刊:是和官方话语对接吗?
李开复:如果谁每天看到的东西都是正面的,那必定是虚假的,真实的世界不是这样的。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每天碰到各种挑战挫折,社会上发生的事情有好有坏,一部分正能量,一部分不好的现象。正能量应该是来自于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事情,如果是温和、建设性的方法,才是正面的心态。
我也不能要求所有的事情都是进步的,先要把事情讲清楚,先描述发生了什么事,再描述你的分析和感情。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