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再犯
不久前，美国司法部要求将赔偿案件驳回，理由是法庭不是处理此事的“恰当平台”。不过在去年9月，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却建议美国政府建立一个一般性的赔偿机制，为那些在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中受到伤害的受试者提供赔偿。
今年1月，美国健康与公共事业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拨出近180万美元的款项，专门在危地马拉改善性传播疾病的治疗，加强和人类研究有关伦理培训。但控方对此并不满意，仍坚持上诉。
随着案件的进展，研究人员也在为如何评判科特勒及其同事的行为，以及如何防止此类事件重演而大伤脑筋。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认为，当初，科特勒和他的上级对自己违反医学伦理的事是清楚的，因为他们在特雷霍特征求过受试者的意见，在危地马拉也设法隐瞒了自己的研究。科特勒的一名同事还告诉他说，美国卫生局长“对我们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他说过：‘你知道，这种实验在我们国家是没法做的’，说的时候还俏皮地眨了眨眼睛。”
但话说回来，在当时，人们对于伦理的认识正处于快速变化中。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生命伦理学家苏珊•莱德勒（Susan Lederer）指出，20世纪40年代的道德标准要比今天“模糊得多”。
1946年末，科特勒已经开始危地马拉的工作，而在德国的纽伦堡，23名纳粹医生和军官接受了审判，罪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在集中营里开展不人道的实验。这次审判催生了称为《纽伦堡法典》的一系列准则，它们规定，实验人员必须得到受试者的同意、受试者必须具有表达这种同意的能力，以及实验必须避免没有必要的身体和精神伤害。
尽管这样严格的标准在纽伦堡审判之前也并非闻所未闻，但遵守它们的人却屈指可数。比如1935年，美国密歇根州最高法院就表示，研究人员从受试者的监护人那里征得同意就可以了。这一点，其实科特勒也做到了――他在实验前征求过军队指挥官和当地政府官员的意见。再说，他的许多受试者都是贫穷、没有受过教育的当地人，在科学家看来，他们根本就搞不明白这些实验的意思。
在那个年代，美国的一些顶尖研究者也的确是在没有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开展研究。比如在1943年，日后因为脊髓灰质炎疫苗而闻名于世的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流感研究的领头人小托马斯•弗朗西斯（Thomas Francis Jr），就在密歇根州的一家精神病院蓄意让病人患上流感，而有证据表明，并不是所有病人都同意参与实验。
科特勒和他的上级显然认为，到了危地马拉，就可以跨越在美国无法跨越的伦理界限了。在西方公司日益将临床实验转移到外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今天，这种内外有别的现象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10年，美国健康与公共事业部调查了所有在美国境内营销药品的申请，结果发现2008年一年，就有几乎 80%的获批申请是在国外进行的临床实验。
比起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医学准则往往较低，对法规的执行也不那么有力。比如在印度，就有人权积极分子和国会议员表示，外国的制药公司常常在未经同意或没有解释清楚风险的情况下，在贫穷而又不识字的印度人身上开展新药实验。
2009年，制药业巨头辉瑞公司同意支付7 500万美元的巨款，以了结尼日利亚儿童在抗生素实验中死亡所引起的诉讼。在此之前，尼日利亚的政府官员和人权人士曾经宣称，辉瑞在实验中行为失当，比如没有获得适当的批准或同意。但辉瑞否认了这些指控，也不承认在结案过程中有任何过失。
伦理学家对一些今天看来可以接受的做法也提出了警示，比如新药实验中选择那些病入膏肓的病人，以及那些将新疗法看作唯一希望、完全无视其危险的病人。莱德勒指出，有些抗癌新药的实验中会用到毒性特强的成分。她指出：“未来的人们可能会说：‘病得那么严重的人，怎么可能签署知情同意书呢？’”
在格莱迪看来，危地马拉实验的教训也正是出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准则：不是什么研究方法都是可以接受的，信息透明是关键，科学家要时刻牢记，自己的研究对象是人类。
不过她也表示，在临床实验中，并非总有一条清晰的伦理底线。“当你在特定的案例中细究底线的意义，分歧就出现了。”对危地马拉实验而言，这或许才是最令人担忧的教训。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可能有许多研究者（甚至是大多数）同意，某一个做法或某一条规则是正当的、必要的；但对于后代来说，前人的野蛮又是那样显而易见。
本文作者
马修•沃尔特是纽约的自由撰稿人，理查德•莫纳斯特斯基（Richard Monastersky）做了补充报道。
伦理的演变
性传播疾病（STD）是20世纪40年代的卫生官员关注的一个焦点，当时的许多医学研究――包括美国在危地马拉开展的实验――都使用了在今天看来违反伦理的方法。尽管相关的伦理标准已经在过去几十年有所提高，临床研究者们却一直在突破科学研究的底线。
1941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个12月大的婴儿被蓄意感染了疱疹。研究结果遭到一位科学编辑的拒绝，但最后还是登上了1942年的《儿科学杂志》（Journal of Pediatrics）。
1943年：研究表明，青霉素是治疗梅毒和淋病的有效药物。
为攻克性传播疾病，美国军方和公共卫生服务部在研究、治疗和宣传上拼尽了全力。
1944年：约翰•科特勒在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市的一所监狱开展实验，囚犯被感染性病，以测试一种防病技术的效果。
1946年：科特勒在危地马拉的实验最终使1 308名囚犯、士兵和精神病人接触了性传播疾病。这支美国研究队伍还从1 384名儿童身上抽取血样，以评估性传播疾病的诊断测试。有证据表明，这些受试者并非是自愿参与研究的。
1946年―47年：对德国纳粹军医的审判催生了《纽伦堡法典》（Nuremberg Code），法典规定，实验人员必须在实验前获得受试者的同意，在实验中也要避免不必要的伤害。
1953年：科特勒在纽约的辛辛监狱开展了一项实验，他给囚犯注射梅毒，其中的一些提前接种了尚处于实验阶段的疫苗。
1956年：研究者在纽约的柳溪州立学校（Willowbrook State School）开展了一项长达15年的研究，让那里的智障儿童感染肝炎。
1963年：几名医生在纽约的犹太慢性病医院（Jewish Chronic Disease Hospital）将活的癌细胞注入住院的老人体内，事先没有征得对方的同意。消息传出，舆论哗然，由此引发了一场有关科研伦理的辩论，促使美国政府对科研采取了更严格的控制。
1972年：美国政府叫停了在阿拉巴马州塔斯基吉举行的一项长达40年的实验。实验中，数百名感染梅毒的非洲裔美国人被观察了数十年，期间未得到治疗。
2010年：历史学家苏珊•雷弗比揭露了科特勒在危地马拉实验中的腐败行为，促使美国总统奥巴马致歉危地马拉，并对此事开展调查，结果表明，这些实验是“对人伦的肆意违反”。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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