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性病实验让费德里科•拉莫斯承受了长期病痛。
20世纪40年代，一批美国医生在危地马拉蓄意让上千人感染性病，到今天，当年的受试者仍然饱受性病的困扰。
撰文 马修•沃尔特（Matthew Walter）
翻译 高天羽
那些针，是在没有提醒或给出解释的情况下扎进去的。1948年的一个周五，危地马拉陆军的低阶士兵费德里科•拉莫斯（Federico Ramos）正要离开军营去度周末，上面却下了一道命令，要他去一家由几个美国医生经营的诊所报道。
拉莫斯步行去了这家诊所，医生在他的右臂上打了一针，并叫他周末结束后再来打一针。作为补偿，拉莫斯的指挥官给了他几枚硬币，让他找个妓女快活快活。拉莫斯参军两年，在头几个月里，这样的事一共发生了几次。现在回想，他认为当年的医生是在故意让他感染性病。
拉莫斯现年87岁，他说自己大半辈子都在忍受那几次注射带来的危害。退伍后，他回到家乡，那是一座偏远的村庄，坐落在危地马拉城东北的一处陡峭山坡上。即使到今天，这个名叫拉斯埃斯卡雷拉（Las Escaleras）的村子都没有通电，而且缺医少药。直到拉莫斯年届不惑、也就是接受注射近20年后，他才去拜访了一位医生，确诊患了淋病和梅毒；治疗的费用，他无力承担。
“因为缺少资源，我一直待在老家，试着自己治好自己，”拉莫斯说，“感谢上帝，我在有些年头会感觉好点，但接着就会复发。”过去几十年里，他常常会在排尿时疼痛流血，他的病还传染给了妻小。这些，都是他上个月在家中接受《自然》杂志采访时透露的。
拉莫斯的儿子本杰明表示，他也是一辈子受到各种症状的困扰，比如生殖器发炎；他的妹妹一出生头部就有溃疡，后来一直脱发。拉莫斯和他的子女都把美国看作他们几十年饱受性病之苦的祸首。“这是美国的一项实验，目的是检验性病对人的危害。”本杰明说。
从1946年7月到1948年12月，美国在危地马拉开展了一系列旨在控制性传播疾病（STD）的实验，活到今天的受试者寥寥无几，拉莫斯就是其中之一。当年，美国政府派出的研究人员和危地马拉同行一起，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对5 000多名当地士兵、囚犯、精神病人、孤儿和妓女进行了实验。他们让1 308名成人接触梅毒、淋病或软疳，有时还利用妓女来感染囚犯和士兵。这些实验在2010年披露后，拉莫斯和其他受害者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奥巴马总统正式道歉，他还委派了一个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要他们对当年的事件展开调查，并确认现行法规能否保障临床实验受试者的权益。
当危地马拉实验的细节大白于天下，美国的卫生官员纷纷表示谴责，说当年的实验“可恶”、“可憎”。去年9月，生命伦理研究委员会在一份报告的结尾表示：“危地马拉实验是对人伦的肆意违反，就算以涉案研究人员对自身做法的认识，以及当年医学伦理的要求来衡量，结果也是如此。”（见“伦理的演变”）
不过，如果将这份报告和参与危地马拉实验的研究人员撰写的文件相对照，我们就会看到一幅更加复杂的图像。当年主持实验的年轻学者约翰•科特勒（John Cutler）曾经得到美国卫生官员的鼎力支持，连卫生局长也是其中之一。
“科特勒认为自己做的事情非常重要，而且他不是单枪匹马在做这件事，”美国韦尔斯利学院的历史学家苏珊•雷弗比（Susan Reverby）这样评说――就是雷弗比发现了科特勒撰写的几份没有公开的实验报告，从而将这项研究公之于世。
科特勒和他的上司们明白，自己的研究受社会上的某些人士待见。但在他们眼里，这些研究在伦理上是站得住脚的，他们相信研究结果会带来广泛的益处，能帮助危地马拉改善公共卫生系统。这种种借口，都对今天的医学研究中可能发生的腐败提出了警示，因为西方的临床研究正日益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利用那里的低廉成本和大量等待治疗的病人。生命伦理学家担心，某些国家的松散法规和低下的伦理标准会让部分研究人员乘虚而入，在那里开展本国不允许的实验。“这件事的最大教训就是，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应该遵守同样的规范、准则和伦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临床中心生命伦理部担任代理部长、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成员克里斯汀•格雷迪（Christine Grady）说道。
反梅毒战争
在二十世纪的前几十年，美国的卫生官员都忙着和性传播疾病作战。1943年，时任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性病分会主席的约瑟夫•摩尔（Joseph Moore）估计，美国军队中每年新增的淋病感染人数将达到35万，“相当于每年让整整两个装甲师或者十艘航空母舰退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政府在研究、治疗和宣传上花了很大力气。
参与这场反性病战役的很多人后来当上了卫生高官――日后批准危地马拉实验的美国卫生局局长托马斯•帕伦（Thomas Parren），当年就是公共卫生服务部的性病研究实验室（VDRL）的负责人，还就这个问题写了两本书。这个实验室的副主任后来跑去管理NIH的研究经费办公室，而该办公室在1946年初为危地马拉实验提供了经费支持。
约翰•帕拉斯坎朵拉（John Parascandola）曾经在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担任历史学家，并撰写了《性、罪与科学：美国梅毒史》（Sex, Sin and Science: A History of Syphilis in America）。他表示，公共卫生服务部“曾经有个非常活跃的性病分部”。这个部门的研究人员在1943年就证明了青霉素能有效治疗淋病和梅毒，但他们对这两种疾病和其他性病的预防和治疗仍然有许多疑问。“那些人刚对性病有了初步了解，对这个课题还是很感兴趣。那是在上世纪40年代，性病分部的人当然不会觉得性病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美国军方尤其想开发一套防病技术，以取代沿用了几十年的“专业设备”――要求士兵在性事之后，向阴茎中注入一种含银的溶液以预防淋病，还要在生殖器上涂抹甘汞油以预防梅毒。这种方法不单痛苦费事，而且不怎么有效。
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在1942年底提出，为了验证治病和防病技术，亟需在受控条件下让人类感染性病。官员们就这个建议的合法性和道德性展开了辩论，甚至恳请美国司法部长发表意见。最后，他们决定在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市的一座联邦监狱进行实验，使用自愿的囚犯作为受试者。
科特勒就是奉命开展实验的医生之一。这项“监狱研究”始于1943年9月，当时科特勒28岁，两年前刚从医学院毕业。研究者将病菌直接放置在囚犯的阴茎顶端，想以此引起感染。这次实验建立的方法，后来又被科特勒用到了危地马拉。然而，研究者终究没有找到有效感染受试者的手段，缺少了这个至关重要的步骤，防病技术的检验也就无从谈起。不到十个月，实验就被终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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