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来
“一切从头来”
对于自己曾经遭受的刑讯逼供,他说一定要追究下去。“我一定要找到这些人”。
从监狱出来后,相关部门找到杨明说要给他恢复在火电厂的工作。但他没心思考虑这些,他和母亲暂时住到了贵阳的亲戚家。
他参加了两次小范围的同学聚会,他尽量不去聊收入、房子这些话题。“同学们也怕我尴尬,都不提这个。”杨明说,大家都只谈孩子、老人。可他还是明显感到了落差。同学们都有自己的车,有的还是奔驰、宝马。“坐在车里真舒服啊,”他感叹,随即又开始失落。“我不是嫉妒,但想想自己啥都没有,越想越凄凉。”
同学特意载着他在贵阳市区转了一圈,高楼间一条条繁华的商业街,让他不住感叹,“发展太快了,和上学那会儿完全不一样了。”
同学邀请他去家里坐坐,他客气地婉拒了。同学们都在市区有房子,有的不止一套房了。他忍不住想起自己的家。那座四层的小楼,在他入狱后,不得不卖出去一半,维持给他申诉的花费。房子年久失修,屋子潮湿发霉。
入狱后,他在三层的卧室摆设还保持着原样,家具都是20多年前结婚时置办的。只有过年时,母亲周德英会把家人召集到这间屋子,一起坐着,看电视里的春晚。老人认为这是对身处监狱的儿子的一种怀念。
回来后他发现很多东西都是以前没见过的,比如电梯。他搞不清楚怎么按楼层数字,经常坐错。他看到女儿上网,感到很稀奇,“这个看着挺好,我要学。”
女儿帮他注册了微信,他在介绍里写道:“一切从头来”。
对于申请国家赔偿,他没有什么想法。“你说赔多少能换回我20年里失去的?”
具体的打算呢?他说不清楚,51岁了,做什么都晚了,身体也早不如前,他感到迷茫。
“在里面待太久了,先出去转转吧。”他很想去北京、上海和香港。那里曾是他梦想生活的地方。8月27日,他去社区警务点提交了办理身份证的申请。他说等办好了身份证,就动身。
一个人静下来,他总是想监狱里的事。恨自己的20年就这样没有了。
对于自己曾经遭受的刑讯逼供,他说一定要追究下去。
“我一定要找到这些人”。
想了一会儿,他说,我要从长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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