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胡同曾是烟花柳巷的代名词。“八大胡同”在西珠市口大街以北、铁树斜街以南，由西往东依次为：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现棕树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现小力胡同）。其实，老北京人所说的“八大胡同”，并不专指这八条街巷，而是泛指前门外大栅栏一带，因为在这八条街巷之外的胡同里，还分布着近百家大小妓院。只不过当年，这八条胡同的妓院多是一等二等，妓女的“档次”也比较高，所以才如此知名。作家肖复兴在《八大胡同捌章》一书中，为读者还原真实的八大胡同。
曾为八大胡同一等的胭脂胡同今日样貌
在清末民国初期，妓院规模档次分比较明确，当时北京有八大胡同，上海是长三堂子。
北京八大胡同真正形成规模、日益走向繁茂鼎盛，应该是从清咸丰中期开始，到光绪年间完成的。
这期间，妓院的规模与规矩都已经形成。当时政府许可存在四类妓院，被分门别类命名：
一类为头等妓院，原名叫“堂”，又叫“大地方”，“堂”的叫法，是从明代而来的古称。“清音小班”则是后来出现的南方班头等妓院的专称。
二类为二等妓院，原名叫“中地方”，后称“茶室”。
三类为三等妓院，称为“下处”。
四类为四等妓院，称为“小地方”。
这和当时上海对妓院的分类基本一致，只是叫法不同。
按照赛金花说法，上海的一等妓院叫“书寓”，“亊亊书寓”，那里的妓女必须要会唱“楼会”、“思凡”、“长亭”或“化蝶”之类的小曲；
二等妓院叫“长三”，“寓”，和一等妓院的“书寓”相比，少了一个“书”字，妓女不必唱小曲，但得加一个茶碗，要品茶的；
三等妓院叫“么二”，牌子挂“堂”；四等妓院叫“花烟馆”或“野鸡处”。
这很像给妓女和妓院定职称或级别似的。从政府角度，是为了便于管理和税收；从嫖客的角度，可以根据自己的腰包和身份，看人下菜碟；从妓女的角度，是她们的水平和价码。
当然，一等妓院的讲究最多。妓院大门一般由砖雕装饰，有匾额书写的店名，或在乳白色灯罩上用红漆写的店名（且都是当时社会名流的题字），门楣上挂有写着妓女花名的花牌。
没有电灯的时候门前有油灯或汽灯，都得是镂空的玻璃灯罩，光绪三十二年（1906），有了电灯，一律换成了明晃晃的电灯。讲究的，门两旁还有对联镌刻在砖雕上面，更讲究的，门前还有牌坊。那劲头儿，一点儿不比大买卖人家差。
一等妓院里，每位妓女都有自己单独的房间，房间摆设要讲究，最早的是红木中式传统老床，后来有了席梦思软床，金铜床架，雕镂挂络；还得有各种各样应时应令的摆设，成龙配套，和那些大家闺秀一样讲究；更讲究的，墙上还得挂有当时的名人字画（有的就是客人自己送上门来的），要的就是一个调情的氛围，而不是那种下等妓院里进屋脱裤子立等可取一般的快餐。
这里的每位妓女，都要有自己的一位跟妈儿，是专门伺候她们饮食起居的，像贴身保姆一样。那些跟妈儿，都是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有些便是以前的妓女，年龄大了，退居二线.
她们手脚麻利，而且熟悉妓院的规矩，善于察言观色，一般又有些徐娘半老的姿色。
这里的妓女当然就更需要姿色，还要粗通文墨，能够唱小曲，有的还会诗书琴画。这是妓院中的最高级别，相当于妓院里的博士后，下面的几等都无法和它同日而语。
但是，二等里面的“茶室”，我以为另当别论，茶室和茶室也不一样，有的只是一个小四合院，有的却气派得很，现在八大胡同里尚存的“茶室”，从外观上看，一点儿不比头等妓院差，依然很气派，而且都是一些洋味很足的建筑。所以，也不能仅从级别或职称去看人。
根据光绪年间的统计，八大胡同里一共有妓院373家，其中一等和二等妓院有178家，占了全数的近一半，这个比例相当不小。
八大胡同里的妓女数量在增多，且北来的南妓也在增多，无形中增添了八大胡同的色彩，加速了它的繁荣。
赛金花曾经说她自己是第一位来自南方的妓女，这样说其实并不确切。第一位来自南方的妓女叫素兰，湖北广陵人，戊戌变法之后来到北京，当时名噪一时，不少官宦子弟愿意去她那里捧场。
应该说素兰比赛金花早来了北京几年。但是，赛金花说“京里从前是没有南班子的，还算是由我开的头”，这话是对的，她开的金花班，确实是京城的第一家南方班。据说，她的南方班开张的时候，挂一块朱字铜牌，上刻有“南班·金花院”几个大字，插了满门的金花和彩球，从此，窟号销金，城开不夜，轰动当时的京城。
在这一点上，赛金花确实为八大胡同开一代风气之先，一时间，南朝金粉，飞鹭流莺一般，纷纷落户这里，和北地胭脂打擂。曾有一首竹枝词专门写这样的情景：彩烛光摇满脸红，胭脂北地古遗风，南朝金粉唯清淡，雅艳由来迥不同。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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