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女孩自述:在中国KTV当陪酒女郎的故事(图)

中国随处可见这样的KTV

　　我在中国一家破卡拉ok当女服务员的故事

　　“你得穿一件在舞会上穿的短裙，请不要穿宽松的裙子。如果能穿一件无袖V领裙就更好啦，即使是半截袖的也没关系。如果你有穿丝袜的习惯，这次就别穿了。此外，穿着你最好的高跟鞋来，不是靴子那种的。”

　　“没问题，”我满口答应下来，和我在微信上对话的，是一个陌生人。他为我提供了一个兼职，在城里一家KTV里当女服务员，一晚上给600块。我的职责包括给客人倒酒、和他们调情，以及看起来有”异域风情”。每天晚上给的钱看似不多，但这却顶得上我在寄宿的家庭半个月工资了，因而我很感兴趣。KTV在中国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了。人们不会迎着夕阳，喝得醉醺醺的，冲着出租汽车大喊大叫了。他们是在“庄严的”KTV里唱歌呢。

　　KTV在这个国家随处可见，同时也像食物一样各具地方特色：北方沿海城市的人们喜欢唱华语流行歌，沉闷的东部城市的人们喜欢唱革命歌曲，而南方城市里的人则喜欢唱苦涩的爱情民谣。尽管KTV这种娱乐方式在精英阶层中很普遍，但是KTV的雇员却被剥削得一无所有，所以我才秘密地当起了女服务员：我所在的寄宿家庭很富有，如果他们知道他们尊贵的寄宿英文老师竟会干这档子事，定会觉得颜面尽失的。

　　我的道德标准这么容易被钱所动摇，我也很惊奇。在这儿我找到了这样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只提供给女性，只提供给像我一样的白人，而且外表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和微信上那个男人交谈时，我感到自己不是一个人，更像一种商品。不过使我感到安慰的是，那个男人跟我说我的职责是“营造快乐的氛围”……那就是我要干的事。没有什么别的“奇怪的”事情了。当然也可以选择做那些“奇怪的事”，那样的话收入也不同。被他的诚实所鼓舞，我说我周六会去上班。

　　周六那天我到KTV的时候看起来像个游客，但我的背包里带了性感的衣服。一名斯里兰卡男子将我带到了那幢时髦建筑的三层，KTV的结构立马清晰可见：蜿蜒的走廊很豪华，而且还铺着酒红色的地毯，走廊两侧的门都编着号，有点像旅馆。每间房子都是一个KTV包间，有点儿像客厅，装潢精致，每间房子里都摆有沙发、靠垫、卫生间和一张摆着水果和烟的桌子。房间的一边是一个控制台，上边有一个小屏幕，通过这个屏幕你可以选择想唱的歌曲。房间的前面是一个大屏幕—— 像一个巨大的电脑屏幕，也是人们唱歌的地方。租这样一个包间每晚要花27000元人民币（热门的KTV更贵）。

　　与如此豪华的装潢形成对比的是女孩儿们脏兮兮的更衣间——尽管那个更衣室要比会计办公室大上一倍。可以看到，会计在办公室数着成堆的“毛爷爷”。那些女服务员们在更衣室里趾高气扬地走着或者躺着，看起来既优雅又冷漠。那名斯里兰卡男子将我的贵重物品放在储物柜里，之后将我带到一个卫生间里换衣服——要知道，只有非中国雇员才享有在此换衣服的“特权”。我也试图使自己看起来同样优雅和冷漠，但是走到外边，楼层经理看着我，叹息说：“还可以吧。”在收了我们的手机之后，她催促着我们——还有一位尼泊尔女孩，一名俄罗斯女孩儿和一个乌克兰女孩儿在几位中国女孩后边站成一排，她们比我们先来这里“服务”。我们跟着她们站在了一群中年“皇帝”和三位被选中的女孩儿面前。经理跟领头来的男人耳语了几句，并指着我们一一介绍；但是他看了一眼他的同伴们，露出了嘲笑的表情：显然，我们一个都没被看上。

　　我和乌克兰女孩被带到一个空的客房，被告知我们需要等待已经预约了我们的客人过来。显然，他们是通过看照片来挑选我们的，就像从淘宝的网页里挑鞋子一样。乌克兰女孩在聊天时说：“真是搞不懂为什么乌克兰要和俄罗斯打仗，我们明明很友好啊！”。我们等了大约一个小时，四个看上去挺年轻的中国小伙来了，他们兴冲冲的和我们问好。其中一个皮肤像得了白化病的中国人径直走向了麦克风，然后用破嗓狂唱了几首中文歌。几杯威士忌下肚以后，他们非要拉我去唱歌。于是我唱了一首合唱版的西城的“You Raise Me Up。”之后我点上烟，在酒杯里倒满酒，然后试着去和那几个中国人鬼混。再之后我唱了我唯一会唱的中文歌。

　　一些跳舞的女人加入了我们。当那个领头的中国人唱跑调时，她们就去摸摸他的脸，还有腹股沟。“白化病”和那些舞女说他要带我回去上床，我们都笑了，直到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玩笑。之后那些中国人陆续离开，带着心甘情愿与他们回去的女孩们。斯里兰卡人过来说我“做得不错”，但是下次需要穿更加细长的高跟鞋，并且要穿的更像“来参加party的”。他递过来的钱让我感到恶心和兴奋。斯里兰卡人警告我禁止和那些富得流油的客人们联系然后上床，否则就将面临严重的司法指控，或者是被和政府有联系的黑社会报复。谁知道一个KTV会那么黑呢？

　　骑电动车穿过城市，我四点钟回到了破旧而寒冷的合租公寓。第二天早晨醒来，思考了一下自己在KTV里为中国人服务的人生。在脑子里多少找回点雄心和希望之后，我出门去买一双斯里兰卡人要求的花哨的细高跟鞋。

　　当我下周再去KTV时，那个人贩子告诉我现在没有包房，也不需要我工作。就在这时候，在嘈杂和混乱之中我无意听到经理说“快，把那个白人妞带到大的包房去。”进门之后一个像商人的男人在高兴的大声唱着歌，当他知道我会说英语时他叫我坐到一个戴眼镜的大肚子男人旁边，显然我们能用英文说上几句。不过我想错了，这些人花钱请了一群女孩来陪酒，比上周那些要多得多。似乎人数过多得女孩们争相卖弄自己，用源于母性本能的腔调抢着说话和唱歌。

　　当房间里的灯光暗下来时，那些看上去有气无力的大叔们被假装很兴奋的“白雪公主”们从沙发上拽起来。我知道其中一个女孩一周在这工作六个晚上，她白天的工作是足疗助理并有一个男友。有点癫狂的客房经理开始把男女一对一对的推在一起，就像是中学生的舞会一样，这搞的大家都很尴尬。当有人的咸猪手打算在我身上乱摸的时候，我会乘机跑去点一首歌然后躲开他，这时候那些男人就不会再管我。

　　每次轮班都很痛苦：又紧又短的衣服，流行歌曲，崇洋媚外的来客，骚扰等等不断重复。我接待过的客人清一色的都是男商人，一个女人也没有。每每我试探性地问他们是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用热乎乎地嘴冲着我的耳朵吹气，告诉一个模糊的答案，“搬东西，做后勤的。”此外，还有一些其他段子：有的时候，客人们会告诉看起来已经很苗条的女孩儿们减肥；有的时候，他们会像看婊子一样的看我，算是我得到的优待；还有好几次，驯服的经理们都试着将我“抛售”，这使我感到自己像个吸铁石一样。他们还告诉我说，歌要唱得蹩脚一些，否则客人们会厌烦的。不受虐，你没法营造“快乐的氛围”。

　　不过，有一天晚上却出了事。那晚，我厌烦了自己。平常，我都是假装喝酒，不过那晚却真喝了起来。这还不算，我还抓起麦克风，唱了好多中国歌曲。要知道，那个浑身长毛，摸着某个女孩儿胸的男人要求我唱“Let It Go”，因为他的孩子喜欢这首歌。那晚，我觉得整个屋子都在旋转。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我都不记得了。第二天早上，我在自己租住的小屋中醒来，之后发现微信群里发了一条消息，称我“让员工和客人们都很尴尬。”我感到恶心，这就是我KTV女服务员生涯的终结了。他们不希望我再回去了。而且，他们将我当做了一个“范例”，以此来说明在酒会上不小心，会有多么危险。我猜我做得肯定不好——在那种地方，因为手头紧而想要赚钱的穷女学生的价值被贬低了。这种兼职本来也是很堕落的。被解雇对她们来说，下场更惨。在中国，人们被迫向过度纵欲的物质主义屈服，人们互相攀比对金钱和其他奢华的占有，所以西方人很容易凭着做此种工作来赚钱。“饥渴”的男人们为女孩儿们的“陪伴”出钱，也无怪乎这些女孩儿会追求男人们所喜欢的年轻形象。对于男人们来说，也许炫耀财富的最好方式就是将女孩儿们“包”下来，听她们唱歌。也许苦苦赚了钱之后，要改变一下“快乐的”婚姻生活就成了必需。

　　好吧，这家KTV不是这个城市唯一的KTV，这个城市也不是中国唯一的城市。让我颇感到欣慰的是，在我身无分文之后，还有另一份工作让我做。于是，带着我的晚礼服以及无价的嗓子，我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