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 麻 馋 蟹黄 那些英文没法翻译的美食概念(图)

　　去年有一次回上海，就着宾馆的早茶读《上海书评》，读到一篇是沈宏非先生写的“比上班还要痛苦的酷刑”。文章写得风趣盎然，引人入胜。餐桌上没有酒，不然真要浮一大白。

　　去年秋天，在外滩某餐厅和一个法国人同桌，这位仁兄来华多年，娶了中国太太，却连一句中国话也不会，哪怕是Pillow Chinese。但是，这显然丝毫也不妨碍他对中国太太和上海大闸蟹的热爱。其研究之细，技术之精，吐纳之熟，绝不输“本帮”上海人……要知道，能像上海人一样吃大闸蟹，对老外来说，相当于一个中国人在英语专业八级考试拿了满分然后于2000年移民美国接着在2012年当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大总统。然而话虽如此，聊着聊着，逐渐地就觉得越聊越不会聊了；说着说着，终究还是察觉出有些不对味了。盖因用国语谈大闸蟹，已觉到喉不到肺（相关专有名词，必须说吴话才到位），用英语谈，就更不舒服了，那感觉，就是用刀叉吃大闸蟹还戴着手套──这一切，都怪他在揭开第二只蟹盖之前认真地问了一句：“hairy crab, do you prefer male or female？” “呃……好吧，这个这个，hairy crab，我当然更爱雄的、公的、男的、male的，尤其是在11月。至于October嘛，我就比较prefer female了（坏了，“九雌十雄”英语要怎么说？）。”但是，male or female？这个“比上班还要痛苦的语言酷刑”，从语境到情境，还是强劲地将我当场击倒，并且带我准确地、无缝地从餐桌瞬间穿越到了某座公厕的大门口。

　　沈宏非先生受如此折磨，仿佛一种语言中的所指与另一种语言中的能指在他的身体中脱臼——痛苦地断裂在联想延伸意义的层面上。这篇文章读上去有点像新历史主义批评前通常会引用的一则轶事，虽说随后并没有展开太多理论探讨，却依然发人思想。在这里可以生动看到，不同的语言能怎样影响人们的行为。那些中、英文字面上毫无歧义的词语，一旦被使用在大闸蟹的语境里，就让舌觉、语感都分外敏锐的沈宏非感到不胜痛苦，狼狈逃席而去，一头栽进了公厕。

　　沿着沈宏非先生的思路往下说，可以说这是因为词语是在两个层面上发生意义，字面层面和联想延伸层面（我这样说，与其说是对语言学有什么研究，还不如说是自己还在中、英文中写诗译诗，在这方面非得加以注意不可）。字面意义，一般指在词典中能找到的定义，“hairy”只是“hair”的形容词，仅此而已；不过在联想延伸层面上，就有了超越字面的联想和情感，对说者和听者带来具有感性的冲击。（中文中固然也有“毛蟹”一词，但仅限于用于这一特定组合。）英文中的 “hairy”翻译到了中文中，则就有“长满了毛”、“毛茸茸”的意思，在餐桌上不管怎样联想开去，都难免要倒胃口。至于“male or female”，固然可以译成“公的、母的”，“雄的、雌的”（中文特定的词序还必须是“雌雄”），而现在这样听上去，更多的是生物学的意味。

　　而且，正如沈宏非先生所说的那样，大闸蟹在长江以南最具人气；在吴语中已经沉淀、积累出一种大闸蟹语言形态，在餐桌上用这一方言品蟹能带来种种美味联想。普通话或其他北方方言相比之下就远为逊色，用英语来说则成了灾难。“即便内心和口腔的欲望再强烈，语言上的隔阂，还是会使这种欲望大打折扣。中国味道能带来的各种感受，只有用汉语才能予以领会和表达。” 面对像沈宏非那样富于语言感性的中国美食家，法国食客要用英语来念大闸蟹经，实在是不可能的使命。文章中的反应或许有些夸张，但在这特定的环境中，那些英语词汇所引发的负面情感却是实实在在的。

　　我对沈文产生共鸣，也恰恰因为自己这些年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美国，又在英文中写着中国故事，在两种文化语言体系中转换折腾，不时有像“痛苦的酷刑”的感觉。在上面提到的《红英之死》中，我其实遇到了同样的蟹问题，把“蟹黄”“蟹膏”直接移译过去，在英文的联想延伸层面上，势必倒胃口，但还是不得不写。这常常让我苦思而不得其解。

　　这里，或许可以参考美国语言学家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所提出的“语言相对论”。按照他的理论，每一种语言都有独特的模式和形态，不同的语言结构会对该语言的使用者在认知的过程中起到框架似的作用，导致人们用不同的方法去观照世界，从而产生不同的认识。在这一意义上，语言不仅仅是思维的工具，同时也强烈地影响和制约着思维。在沃尔夫之前，德国学者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也在《论人类语言建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思想发展的影响》（On the Diversity of Human Language Construc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Mental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Species）中指出，世界观的形成要通过语言实现，而不同语言的内在结构为人们展现出来的世界是不同的。上面有关大闸蟹的例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印证这些假设。因为中文里特有的词汇，或者说是在特定的大闸蟹语境中，人们作出相应的反应；然而，到了其他的语言里，因为缺乏这些词汇，或有着不同的联想延伸意义，人们不同的反应也就自然出现了。在文化意识层面上，这还多少涉及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所讲的集体无意识与原型，只是在不同的文化建构中，原型却是通过不同的语言形态来对使用该语言的个体产生独特的作用。

　　在沃尔夫“语言相对论”的后续发展中，可看到两个稍有不同的版本。在第一个版本中，语言被看成是决定思想和认知范畴的，而在第二个版本中，语言则被视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思想以及一些非语言范畴的行为。我比较倾向于后者。还在华盛顿大学写论文时，我读过一本名为《西方世界的爱情》的论著，按照作者De Roguemont的观点，最初其实没有所谓浪漫主义爱情这么一回事，是十二世纪的法国游吟诗人在诗歌语言中创造的，随之在西方世界风行起来。“语言说人”或许不无道理，但“君子好逑”却是在《诗经》之前早已“关关雎鸠”了。更何况，在这全球化的时代里，语言本身也在不断受到影响、产生变化的过程中。

　　也是在一些年前，那时尚未开始写陈探长系列，我去加州度假。美国主人盛情款待，我自告奋勇地要烧一顿中国餐。兴冲冲去当地超市采购，我向售货员打听晚餐所需的豆腐，但他看着我直眨眼，对我的问题莫名其妙。急了，我中英文夹杂着混说，“Bean curd，豆腐（Tofu, doufu）。”“你早就该这样说了。”他径直把我带到豆腐货架旁，一边对我可怜的英语摇头。这些年后，“bean curd”在今天的汉英字典中依然可以找到，也应该说没错，但在其联想意义上，又成了另一回事。就此而言，还可以再举个例子，dim sum，这一中文（广东话）拼音在美国已变成人们所接受的英语词汇，连带着所有的美味联想。如果硬要在英文中直译“早茶”，反而费解，至少难以让人食指大动。长此以往，说不定哪一天“麻”和“鲜”（ma and xian）也会正式出现在英语中。不久前，至少在纽约中餐馆的菜单中，我就已看到了“Ma La Tofu”。只是，诸如此类的语言转移转化现象，已超出了陈探长所要勘查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