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流浪母女病饿死亡 因三峡移民致精神失常(图)

　　移民后“精神不正常了”，到处漂泊

　　8月29日，王世菊的嫂子、侄子和叔叔从重庆赶到西安。家人看着自己的亲人，在生命最后一刻刻下的那些字迹，隐隐垂泪，“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没了，最可怜还有那个不到三岁的娃儿。”王世菊的嫂子何贤梅说，刻在门上的“王世成”是自己老公，也是王世菊的四哥，而且门上也刻有自己的名字，“王世秀是她二姐，旁边是她二姐夫的名字，他们一家兄妹5人，王世菊是老小。”上面的数字都是家里人的电话号码，只是写错了几个数字。他们还发现，王世菊不但刻下了亲人的姓名，而且还有一个地名，康平（坪）乡，那是王世菊的老家，重庆奉节县康坪乡。2002年，因为修三峡工程移民迁徙，他们从奉节县迁到千里之外的浙江。华商报记者查阅有关资料证实，“2002年康坪乡外迁移民到浙江道清、福建南安全州32户163人。”

　　何贤梅说，王世菊和她同岁，17岁结婚，在家乡生有5个孩子，大女儿21岁了。“小姑子的缺点就是不爱和人说话，喜欢安静，孤僻，但没其他啥毛病。”自从搬离家乡，王世菊的厄运也一步步开始。

　　何贤梅记得，当年搬家时小姑子还是很高兴的，摆了十几桌席和亲友告别，但“本乡本土住了几十年，说走就走，难免心里难过”。谁知5年后，王被丈夫送了回来，说有精神病，“让在家看好再说，否则就不接了。”

　　侄子王维权记得当时正好是收获季节。看着姑姑总是自言自语，王维权非常同情。家里太穷，养不起闲人，精神好点的王世菊就跟随远房亲戚到新疆打工，帮人摘棉花。后来漂泊到了西安，认识了苏学明，再次有了个家。

　　如果……如果没有那么多如果

　　家属们很不理解，一对大活人能“活活饿死”!“是病死的，因为在现在这个社会，把人饿死了太残忍了”。苏学明不明白，明明王世菊和孩子已经进了救助站，咋能又出去了?而且自己已经报案一个多月，救助现场也有民警，只需举手之劳，随手查找个“王世菊”就行，咋就错过了呢?

　　华商报记者采访中注意到，其实这对母女有若干机会可以活下来。

　　采访中救助站和民警多次提到，听不懂王世菊的口音。视频中，记者也注意到，所有问话都是陕西方言，也就是说王世菊可能也听不懂;王世菊随身带有手机，但没电了，当时曾取下电话卡放到救助人员手机里，或许因为手机卡不对应或欠费，没反应。但如果能给手机充电，或许就有机会发现通话记录，哪怕只有一个，都可能找到王的家人;

　　还有，救助人员和民警在已知其姓名的情况下，没有上网查找，此时这对母女的失踪信息已经上网。辛家庙派出所一民警坦言，因为该失踪人员信息库，目前还不能输入关键字搜索，其他兄弟单位要查，也需要一条条信息慢慢翻看，信息库没有检索功能，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救助站人员称，没发现王有明显精神异常，但村干部、街办人员和民警都说其“答非所问”有问题，如果救助站不认定其“拒绝救助”或“不能强制救助”、“不报真实身份拒绝救助”，而是做个简单精神鉴定，或因涉及未成年儿童的安危，请示上级、取得警察和街办干部的理解，把她们留下来观察几天也好。要知道，长安区救助站可是全国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单位;

　　一个精神不太正常的妇女，带着一个不到三岁的女童，离开了救助站又回到了果园。如果此后的一个月期间，能有任何一个部门或者个人，不管是出于责任还是个人好心，再去看看这对母女，给她们哪怕一点帮助，或许悲剧就可以避免……

　　8月28日，苏学明回到出租房取东西，发现因为欠租，房屋已被房东租给了他人，他的行李、物品被堆在走廊。苏学明一点不觉得意外，在他看来，老婆孩子都死了，这个家也完了。

　　在长安区救助站的视频记录里，人们可以看到这对可怜母女的最后影像。那是7月23日，在救助站，王世菊表情古怪，不多说话，3岁的苏静怡也不太爱说话，时而眨着大眼睛看着周围的警察和救助人员。

　　在妈妈的怀抱里，这个漂亮的小女孩，拿着那部已经没电而且欠费的手机，正放在耳边试着打电话。只是她不知道，这个电话永远打不出去了，而爸爸苏学明，已经找了她们很长时间，而且早已报了案。

　　那一刻，几个公务人员正在认真地询问着王世菊，直到几小时后，这对母女骑着自行车离开，回到果园那间孤独的板房。一个月后，她们被发现病饿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