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下的嘉桐街
眼下，嘉桐街已经有了15家旅馆。大的有二三十个房间，小的也有十来个，除了春节和炎热不宜手术的酷暑季节，平时几乎都是客满。有的病人在这里等候手术或其他治疗，有的则在几年间不断回来、住下，做复查，或是接受放疗和化疗，疗程结束，再回家去。一些手术完成但还没拆线的病人也会住在这里—医院的床位太紧张了，不得不想出“家庭病房”的点子，人出去住，名字还挂在“住院”，每天到医院检查换药打针即可。
除了旅馆，这里的一切几乎也都和肿瘤有关：诊所、保健品店、假发铺……街口还有一个推销野生灵芝的小贩，机动三轮车上堆满咖啡色伞盖的菌类，海报上写着“绝杀癌细胞”。
踏进嘉桐街的人，大多拥有一个大大的塑料袋，里面是墨色的X光片，每张片子上，都会有阴影盘踞—脑部、胸部、腹部、腿部……大部分病人来自湖南和周边省份的农村，有人是听老乡介绍，找到了嘉桐街，有人则是在医院附近转了几圈后，自己摸进来的。就连医生也提供这样的建议：没床位就等几天吧，旁边那条街能住。
于是，这些老乡、病友的命运在嘉桐街有了一个交点。
随着太阳的位置越来越高，房门纷纷打开。有人是单独走出来的，有人是被搀扶着走出来的。他们慢慢地挪动脚步，朝着医院的方向行进。
阳光已经铺满了嘉桐街，早点铺开始清洗用毕的碗筷。王雪梅坐在屋里拾掇行李，过一会儿，她也将在儿子的陪同下，走上那条通往医院的小道。
“我两个儿子都上大学啦!”王雪梅逢人便说，“就算小鬼马上带我走，也没有什么的啦!”说完这句狠话，她乌青塌陷的眼窝里，一双眼睛忽然闪出神采。
她真的想过不治病了，就这样扛到死。但儿子们劝她，“还得看见孙子上大学”，她身上就来了劲儿。在嘉桐街，她身边那两个年轻结实、跑前跑后的小伙子，让她说话都比别人响亮。
每当听人谈论家庭，周玉兰拉一拉帽檐，默默走开。这位59岁的怀化女人住在王雪梅隔壁的旅馆。她育有两子两女，都已成家立业，但在嘉桐街，她身边只有61岁的丈夫。
10点，在夏日阳光中依然裹紧夹袄的周玉兰倚在旅馆墙边，看王雪梅穿着一袭大红外套，被儿子一左一右搀扶着离开。
这是嘉桐街一天中最闲散安静的时刻。病人们都在医院，新的住客还没找来。家属们有的闲聊，有的拆洗被褥衣裳。所有的商铺都刚刚开始营业，街上静得只剩下树叶哗哗声和补鞋匠小锤的叮叮声。
“住不下去，活不下去……”周玉兰嗫嚅着，连嘴唇都不愿张开一点缝隙。因为钱少，她和丈夫住在旅馆半地下的房间。这里就连夏天都阴冷潮湿。
两年前，周玉兰的第二个孙子出生。这位快乐的祖母立即决定，和丈夫离开老家，到儿子打工的东莞帮忙带孩子。
老两口不愿给孩子增加负担，便找了一份园林绿化的工作，大部分内容其实就是扫街和清理人畜粪便。在环城大道扫了一年马路之后，周玉兰开始咳嗽，越咳越厉害。老板见状，声称她有肺结核，立即终止合同，让她结账离开。
最终的诊断结果，是肺癌。
“抽烟吗?”医生问。“不抽。”这位纤弱的农村妇女说。
“喝酒吗?”医生又问。“不喝。”她答。
医生没有追问，而周玉兰也没想过，肺癌会不会和自己的工作性质有关。她根本不想琢磨这个问题，因为在开胸切肺之后，手术和化疗费用已经抽干了她的家。土地租出去了，房子租出去了，家里能用电的几乎都卖了。她每天想的只是，什么时候死，就不用再花钱了。
在她位于旅馆半地下室的“家”中，杂物装在塑料袋里，挂满了墙壁，被褥摸上去几乎是湿的。一天中，阳光只有午后才能短暂地光临。整个屋子最显眼的摆设是床角并立的两个白色化肥袋，装得饱胀，鼓鼓囊囊全是药，一袋中药，一袋西药。
生病之前，周玉兰爱唱歌，常常在地里一边劳作一边和丈夫对山歌。然而在嘉桐街，没人听过她的歌声。因为“心情不好”，她再也不唱了。
周玉兰讨厌嘉桐街。她第一次来，理发店的人劝她，头发剪掉卖了吧，反正以后也留不住。她舍不得，可化疗一开始，头发就一把一把地往下掉。等她再回去想卖头发，理发店的人又不要了，剃发也涨价了。
“太坏了，坏心眼。”她嘟囔着，眼泪说话间就打湿了整张脸。更让她难受的是，每从家里到这条街来一次，就得在路上犯一次“车晕”，走到街口都还在呕吐。她觉得，自己比所有人境况都差。越差，就越得回来，“到死走不出去”。
但在嘉桐街并非只有绝望。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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