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给父母一栋养老房，可以说毁了我的人生。”刘小萍说。
对于罗峰、何东光而言，还不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但为了获得与城市同龄人同样的生活条件，必须付出数倍的艰辛，也是不争的事实。
何东光说，东莞的房价真正涨起来，是在2007年，从三四千元直线蹿升到2008年的七八千元，现在市区房价普遍已经过万。如果不需要操心父母的住房、养老、医疗等问题，用早年间挣的十几万元先买房，那么自己至少可以少做十几年的“无用功”。他刚刚在东莞南城区买了房子，100多万元，背负20 年的按揭，现在还在存装修的钱。
2008年，股票暴涨，傻瓜都能挣大钱。何东光的一个朋友，拿2万元炒短线，半年翻了十几倍。连单位的司机，一年下来都赚了十几万元。他们都动员何东光炒股票。“但我没有钱啊，我的工资一到手，就全部汇给家里了。除了建房子，家里供我上学也欠了一屁股债。”
做城市的人，操农村的心，人在城市，但无法享受城市的生活。何东光很羡慕那些父母有退休金、有社保、有存款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啃老族”，刚刚毕业一两年就在父母支持下买房买车，有的即便不“啃老”，也能够放心地花自己的薪水，旅游、购物、娱乐随心所欲。而像自己这样的人，就只能强迫自己“抠门”。
“其实我们是‘老啃族’，跟他们就像不是生活在一个时代。”何东光说，因为有“父母老矣”、“老无所养”的心理恐慌，在物质压力面前动弹不得，人生也显得狭隘。
偿债者们
同是“80后”的周玲，一看到手机显示家里拨来的电话就会很害怕。“总觉得会出什么事。”
家里来电话，无非两件事，一是要钱，二是出事了。要钱都还好说，自己没钱可以借，就怕出大事（比如一场大病，或者意外的灾祸），多年来勉强维系着的生活就会崩溃。
她是湖南浏阳人，在深圳工作，每月领4000元左右的工资。工资的使用分配如下：房租、伙食费、电话费加起来每月1500元，寄给父母1000元生活费，给还在上大学的弟弟1000元生活费。剩下500元，不买衣服、也没有朋友聚餐的情况下能存下来，否则就会月光。
最让她苦恼的是，一年中总有几次同学、朋友从外地来深圳需要接待，那么整个月的工资就分文不剩了。“有时为了几天的生活，要去向同事借一两百元，自己心酸，别人也心酸。”
“老啃族”的困顿与无奈，在周玲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有时父母或者弟弟来电话，要求临时追加一些钱，要么是看病，要么是凑份子参加村里的筑路、修桥、建祠堂，或者购买额外的生活用品，她的生活就会陷入窘迫，有时会急得暗自哭泣。
现在她有了男朋友，郁闷的是，对方的情况几乎就是自己的翻版。“去年他领了大概六七万元的工资，给了家里5万元，盖房子，还是盖房子！”
再过几年，双方父母都老了，小两口面临的将是不见尽头的养老压力。周玲说，是他们生了我，我没有理由抱怨，但有时会想，我宁愿他们不要生我，凭什么我就要过这样的机械性坚持、看不到希望的人生？
过去数十年，农村社会保障缺失。大部分的农村“80后”的父母，过着飘摇的自生自灭的生活，社会保障对于他们而言几乎等同于外星词汇，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子女。在子女成长起来之后，过往的体制性问题造成的历史空白，就自然而然传递到了子女的身上，必须由他们去填补和负担。
社保的双轨制，目前还在遭受强烈的舆论质疑，然而人们似乎都忘记了那些根本与任何一条轨都搭不上边的老去的农民。
罗峰也曾想过，攒下来一点钱，为父母补缴社保，回家一问，一开始每人只要一两万元，现在已经上涨到了8万元。补缴之后，父母每个月可领1000元左右。“一个是买不起了，另一个是，掐着指头一算，这个交易似乎也不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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