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同意在媒体上发声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就算会因此招来非议。“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看门狗嘛，”李银河说，“你必须出来发声。80年代参加换偶的人是要枪毙的，你不出来反对怎么可以呢？”
我问她潘绥铭不爱发声算不算一种失职。“我也不愿意说什么失职，每个人有他自己的工作重点嘛。我觉得也是人家的自由。”李银河说。
我想潘绥铭对大众媒体的不满主要在于“被编辑”。在他不遗余力四处推广的人大性社会学研究所网站上，你可以看到站长潘绥铭的自得其乐。这个网站的框架结构和设计风格显露出一种早期互联网的审美。他收罗各种读者来信，有夸有骂，不一而足。一个富有历史学特色的条目是“潘绥铭的分类大事年表”。里面记载道：“1986年，614位北京市民的性生活调查，失败，结果未发表。”
在这张年表下方关于自己的学术介绍里，潘引用了大众传媒送给他的“中国性学第一人”和“性学教父”两个称号，虽然他表示不喜欢它们。
自娱自乐
20年前，一位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法国博士对潘绥铭说：现在你可能是最激进的，但到50岁时，你会变成一个儒家。他不服气，“我不愿辜负当年把我引向性学的那种激情，我会一直告诫自己的。”他在自传中写道，“当然，如果剧变的历史和全新的下一代抛弃了我，我会欣慰的。”
他在80年代就已成名，不断被人请去开性学讲座，听众是大学生、社会团体、妇女组织，包括医科大学的博士生；他在报刊上开专栏；甚至还客串过一阵心理咨询师的角色。可以想见，在精力最旺盛的中年，他曾以普罗米修斯般挥洒热情去填补社会对性知识的需求。
属于80年代的那种理想情怀，支撑着潘绥铭熬过了90年代的前几年。“救国救民啦，促进社会改革啦，这些情结我那时候还是有一点。”潘绥铭说。对于将个人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李银河的解释是：“因为在我们青春期的时候，中国乱得实在不像话，大家的命运都跟这个连在一起，你想不关心都不行。”
大约在1995年之后，潘绥铭的想法开始有了变化。“学术做多了，你就明白学术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小众而做。爱因斯坦现在都没几个人能真正理解。所以明白了这个你就心安啦，不急功近利。否则你对社会现实很失望。你都抱着改变中国的（动机），那中国没变你不活了？”
潘绥铭开始了他学术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两项研究：红灯区考察和针对中国总人口性生活和性关系的抽样调查。他慢慢减少了在媒体上露面的次数，专注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李银河曾跟潘绥铭感慨道，在理论上我们都是残废。潘接茬说你是残废，那我就是弱智了，你好歹在美国拿的博士学位，我可没有。潘绥铭也不讳言他们这代学者的理论功底不如他们的弟子，“韦伯到哈贝马斯，他们都背得溜溜的，我是基本上都不太知道。”
你能听出他并不太在乎这些理论。他并不掩饰对空谈理论者的鄙视：“很多人读书读傻了，满脑袋理论，没有一个是从生活中来的。张口闭口博弈论。我就说你是不是中国人，我怎么跟胡锦涛博弈？符号互动论，我怎么跟我老爸符号互动？你们根本不明白，那是自由社会，人人平等才能互动啊。”
我很难不想起毛泽东的“知识越多越反动”，以及“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怪异论断。
“这叫时代烙印，最年轻时候的东西往往起作用更大。”潘绥铭说，“实地调查是革命话语灌输给你的，西方当方法论来学，可是50年代长大的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即便在学术专著中，潘绥铭也不放过嘲弄他的同行们（国内和国际）的机会。他根据团队多年调查经验写出的《论方法》一书，在严肃探讨社会学本土调查经验之余，极尽嬉笑怒骂吐槽之能事，批判学界研究中各种荒诞。自然也顺带挤兑下媒体：“大众传媒一介绍某个调查，就喜欢说调查者千辛万苦顶风冒雨，就好像在表扬一个边远山区的邮递员。这实际上是在贬低调查者，难道学术研究只需要克服物理上的困难就可以了吗？”
潘绥铭自己也承认，他们这代学者在学术训练上不如晚辈规范。“有些人会说他没有学术味道，但这是他的风格。”黄盈盈说，“我们这代人科班出身，缺的可能是对问题的见解，这方面是潘老师的强项。”潘绥铭常告诫学生的一句话是：“与其细节上精益求精，不如在分析中入木三分。”
他对“理论派”轻蔑的底气，恐怕来自于他持续20年的实证研究——据此写成的39篇英文论文还得以在国外发表。时任人大社会学系主任郑杭生曾对潘绥铭的《中国性学研究系列报告》给予高度评价：“在中国，这是首次严格运用社会学规范的实证方法，对于中国整体情况的全面反映与分析。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研究成果，而且可以视为性社会学在中国日益成熟的标识之一。”
1998年，潘绥铭在广东东莞完成了他的第一次红灯区社区考察。此后他带领学生定向调查了全国21个红灯区和其中近1400位小姐、妈咪、老板、帮工与相关人物。“跟普通人接触多了，你就明白，就算要救国救民，也得他们自己来，不是我来救。”
我问他什么叫救，“争取他最好的前程啊，这就是最好的救。”他举了个例子，“你看咱们一个局外人的想法，对小姐来说什么是最好的？回家？从良？越了解就发现真是多样化，有的人真想在这里面解决婚姻问题——在嫖客里找个老公。她的逻辑是：他嫖过我，所以谁也不嫌谁。在咱们这种干净社会中，从来没有想过这个。”
在一次预防艾滋病的调查中，有个矿工曾笑话他：“我们明天都不知道会不会被砸死，你还问我戴不戴安全套？”这让潘绥铭感叹缺乏对方的生活体验，老手也会问蠢问题。“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咱们想都想不到，世界是在不确定而非确定性上建立起来的。”
就在他潜心做研究的这十几年间，各类草根组织和NGO风起云涌。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潘在早期扮演社会启蒙角色的接班人，但潘绥铭并不会因此而得到晚辈的敬意，曾有年轻人当着他的面骂：“你们就会自娱自乐！”
此时的他表现出良好的分寸感，“我想我要是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也是会这么骂别人的，不稀奇。”这句话听起来既有老者的风度，又因其感伤的口吻引人同情。接下来他说道：“可是做一个研究如果不是自娱自乐，它一定做不到今天，一定坚持不到。”
1月31号之后，潘绥铭就可以正式开始自己的退休生活。尽管他享受演讲，但并不热衷于社交。每天在家读书，上网，思考。潘绥铭是个军事迷，号称已经看完了网上能找到的所有战争片，他觉得德国拍得最好，“因为他们是战败国。”得闲他还会玩玩《战地1942》，那是10年前的一款电脑游戏。“这个游戏有个好玩的地方，就是每个敌军在被打死的时候会显示他的名字。”他介绍自己在这款游戏中发现的“意义”，“它能让你意识到，你打死的不是敌军，而是跟你一样有名有姓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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