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你没有选择
潘绥铭的办公室位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第一间，门牌号400，听起来像是个编外所在。与其说这里太过简陋，倒不如说主人不大讲究。不知何故，空调外挂箱稀里煳涂地摆在楼道里（不知环境学院的人看见会作何感想）。办公室里是一些陈旧的家具，一面挂钟的指针始终指向两点。另一面墙上则是学生赠送的横幅：师恩如山。这幅字因为反着念也通，因而显出了几分喜感。
第一次采访时，我很自然地坐到他办公桌对面。他指指与他相邻的那一侧：“坐这儿不是更好吗？”我知道这种90度的格局比起面对面会让双方更放松一些，但显然，他比我更重视交往中的细微之处。
潘绥铭是我见过少有的既快人快语又善解人意的人。他说起话来富有节奏，而那张卡通化的脸则强化了这种表现力，他是个天生的演讲者。几个月前的一个秋夜，北京彼岸书店举办的一次读书沙龙请他去讲《我们时代的性与爱》。主持人致开场白时说：“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是性，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性是一个神秘的、难以启齿的话题……”他接过话筒：“对性还觉得很神秘的有吗？小孩都不神秘了吧。”众人哄笑。
潘绥铭的口才在人大是出了名的，从10年前到现在校内流传的各种版本“四大名嘴”，里头都少不了他。演讲中观众的哄笑总是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它以片刻的默契让人忘记了个体间的千差万别。提问环节则轻而易举地揭穿了这个假象。有人问道：“我们应该怎么树立正确的性爱观？”潘绥铭避开提问者的目光，像在自言自语：“我好像回到了16岁，1966年……”
他拿出长者的姿态劝勉年轻人“不要这么说话”。因为“没有正确，也不需要树立”。“这东西想树立也没那么容易。我都被树立60年了，还这么反动。我们现在应该更多地总结出一些标杆来。”
1966年是潘绥铭的人生转折点。这一年“文革”爆发，潘绥铭正上初三。作为“老三届”的一员，他必须中止学业离开北京，到黑龙江黑河一农场“上山下乡”。自传中他写道，从15到35岁，“当过红卫兵、狗崽子、农场工人、大集体镀锌工、工农兵中专生和机关小职员，所以哪个阶层也不像。”
出身“老三届”的知识分子对人生的这段经历感情复杂。被耽误掉的青春自然无可挽回，而荒诞岁月里随大流的荒唐事则更难以原谅。
“你没法向后代解释当初怎么那么傻。”潘绥铭说，“忠字舞不是跳一回，是跳了两年呐。没法解释，纯粹的事儿。”
但无论如何，所有人都一样。潘绥铭错失了成为“新三届”的机会，等到他以同等学力考取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时，时间已经是1981年。31岁的潘绥铭迎来了人生新转机，他还是8个月大的孩子的父亲。3年后，他被分配到人大历史系。系主任号召年轻教师开新课，他报了门《外国性观念发展史》，竟获批准。1987年，潘绥铭索性调到社会学系，正式开始从事性社会学的研究。
这段历史如今说来似乎一切水到渠成，乏善可陈。潘绥铭曾经拿弗洛伊德的理论分析过30岁前的经历，试图寻找自己从事此项研究的某些依据。他很快得出结论，自己的人生与那些50后同龄人并无差异：老三届，上山下乡，“文革”。“那个年代你没有选择。”他对那些追问他最初研究动机的年轻人说，你们不理解那个年代，因为“所有人都一样”。
潘绥铭研究性的起因恐怕找不出什么童年依据。他将自己走入性领域的原因归结为只是偶然读到学校图书馆里的那几本有关性的英文老书：爪哇男子在自己阴茎上穿6个窟窿，再插上6根小木棍以示权力地位；地中海西岸一些部落的母亲用嘴含着青春期儿子的阴茎使其平静。这些描写都让他大开眼界。
在研究性30年后的今天，潘绥铭称自己的神经仍能被轻易撩拨：孩子们提到“菊花”都会让他“一颤”，网上也是“爆菊”乱飞。“这个事怎么会这么多中国人都知道了？”他感叹道。
这几年临退休，他发现自己的课没过去那么热了。虽然他也说过自己的终极目标是“没有一个人来听他的课”——这意味着性不再稀奇，但对一个热爱讲台的人而言，台下学生不咸不淡的反应却也让他有些落寞。“90年代我经常讲点儿红卫兵的幽默，大家都会心一笑，说这比听相声过瘾。”潘绥铭说，“这10年不行了，孩子们（对‘文革’）太陌生了，‘毛主席教导我们’，我瞅瞅下面，连微笑都没有了。”
学生们依然会鼓掌，但莫名其妙的掌声反让他感到恼火。“体制把人训练得越来越面具化，这么小的孩子都喜怒哀乐不形于色。儒家多少年都没练出来，现在咱们给练出来了。”
媒体与性
潘绥铭从事性社会学研究的30年，正是中国人性观念和性行为发生剧烈变革的30年。在1983年流氓罪要判死刑，而2013年车展上的车模可以衣不蔽体。潘绥铭说，性革命在中国已经成功，性的精神禁欲主义已然逝去，而性的时尚则是现在这一代年轻人的主要敌人：日常生活中铺天盖地对于性方面的流行文化与时髦表现的描述、推崇与引导，正潜移默化影响着每个人。他在《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一书中表达了对媒体在其中推波助澜的厌恶：
说来悲哀，我们中国人对于性究竟理解多少呢？您可以到各大网站上去看看，关于所谓性知识、性教育、性健康、“性福”的网站不计其数，但其内容几乎都与社会无关，与文化无关，甚至与社会性别无关。这样的“禁区变闹市”，对中国人关于性的认知水平总归是失之偏颇，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正面的作用。
人大社会学系副教授黄盈盈是潘的衣钵传人。起先她拒绝了我通过出版社的采访邀请，但后来跟潘通过电话后又答应了我。“我们师门都这德性，”在性研究所办公室，她坐在潘绥铭的位置上笑道，“这点上可能是受潘老师影响，我们对媒体都保持一些距离。”
潘绥铭承认他对媒体的偏见。“做学问的人都有一点，”他为自己辩护道，“断章取义没上下文单独摘出一句来，很糟糕。”他在微博潜水，却不愿发言：“140个字说不清楚。喊口号现在不适合我。”他有个博客，大约每周更新一次，但关闭了评论，“我没时间看，不回又不好意思。”这样跟读者的互动就只剩下点击量那个数字。网站编辑隔三差五推荐某些篇目，点击能有十几万。那些不被推荐的文章阅读量一般是几百到一千。“也不错了。中国有一千人在看我文章，我觉得已经超乎我想象了。”
社会学家李银河是潘绥铭的同龄人和朋友，两人的经历也大体相当。跟潘一样，李银河也不爱跟网民互动，尽管她开放了评论。但李银河对媒体的态度比潘绥铭积极，当然她也引发了更多的争议。李银河毫不掩饰她对点击量的关注：“我有个小小的陋习：每次发一篇博客，隔了十几分钟点开看一下，看到读者已经过了五百，心中窃喜。想起梁文道的话（香港最好的小说只能卖500本），心说：已经超过了。”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