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瑞典学生被驱逐出境 同乡:很二 不了解中国

　　他住在风貌朴素的老城，并在这里接触到中国当代史——通过造访遵义会议的会址、老战场，甚至走了一段长征路。他自觉开始理解，为什么与美国不同的政体能够在中国运作。“邓小平说过，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他说，“我想政府也是一样，最终的目的是为国民创造一个更好的国家。”

　　但他没想过久留，反而，对家人的思念日益滋长。两年后，吴耐圣着手联系在美国的工作，然后买好机票。

　　他的告别旅行走到成都时，遇到了同样独身的姑娘，他们结伴而行，顺长江坐轮船到上海分别。

　　吴耐圣回到他毕业的大学工作，但问题是，10个月里，他在故乡染上了思乡病。他去当地的中餐馆，食物却“吃起来可怕”。他想念川菜的辣、京菜的浓酱，乃至吃饭时呼朋唤友的社交生活，他也想念旅途中遇见的姑娘。

　　“那，我就回来了。”他语调轻快地说当年的决定。他联系了贵州的老东家并重获工作，一年前的旅伴则变作女友。“第二次回归意义非凡，我觉得我回家了。”

　　吴耐圣留在了中国。2009年，他离开生活了四年的遵义，去往女友的家乡南京。“我从未想过，自己只能做一名教师。”他遇上外国人群体普遍的瓶颈，他们很容易在英语教育行业站稳脚跟，再要寻求突破时，却举步维艰。

　　上海的朋友告诉他，可以申请奖学金，名校的硕士文凭才能帮助他应聘。2012年，吴耐圣申请进入南京大学修读城市规划和建筑的研究生学位，他看好中国的房地产业，寄望这个学位能带来机会。

　　在中国，通常一个年轻的外国人从事教员或翻译工作，而吴耐圣试图扭转：“我能贡献是设计能力，而非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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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高远的还有马千里，他与中国合伙人邵翰一起打理大学录取咨询平台Chasefuture.2011年时，邵翰是成功的博客博主，他的博客介绍转学出国经历，而马千里在芝加哥大学领导一个NGO，搭起导师关系网，辅导高中生如何申请进入大学。两人在剑桥商学院的咖啡厅碰面，邵提问：“美国有多少只网球?”马千里当时答：“美国有50万家庭打网球，每家两盒球，所以是三百万。”这是咨询行业里考察思维与逻辑的题目。

　　随后两人惺惺相惜，开始计划跨越大洋的套利模式，指导中国的学生去申请西方大学。马千里懂市场，熟悉美国大学的招生模式，而邵翰在中国有人脉，也有营销想法。

　　马千里的家乡是美国西雅图，在西市所属的华盛顿州，40%的经济建立在贸易上，贸易的主要对象是中国与加拿大。也因为此，“思考中国”伴随着他的成长。幼年时，马千里在太平洋游泳，他见到一艘大船，父亲说，那是来自中国的船。

　　在中学参加辩论，许多议题也事关中国，“中国在变得强大，美国人对此好奇”。

　　直到2009年夏天，马千里才去了北京。待在北京的三个星期，他意识到有巨大机会。“那么多中国最聪明的学生，希望去美国和英国学习，”他说，“我看到了这点，这个想法一直在那里，直到遇到了邵翰。”

　　在剑桥相识的晚上，邵翰就用Photoshop画了海报，上边是三个人像，分别指向了达特茅斯、哈佛、以及剑桥这样名声赫赫的学府，而说明写道：“世界顶级学校的学长学姐，来指导你的留学申请。”这张海报被上传至中国的人人网，当晚，他们就有了第一笔收入，50美元。

　　马千里说，中国是最好的创业地点，因为有最大、最具竞争力的市场。他们也去了解印度、俄国、土耳其这些新兴国家，但事业“还是要从中国开始”。

　　听从了邵翰的建议，合伙的公司落户在上海。马千里是公司唯一能把自行车架上楼的人，保安禁止中国人这样做，但对老外妥协了。

　　另一些优待包括优先获得孵化机会，迁入政府扶持的创业园区。“这说明中国想要大力引进来自远方的外国企业家，以激发创新。”马千里说着体面的话，“但是，我们现在取得的成就，与我来自西雅图没什么大关系。”

　　在美国，人们可以搬去五十个州中的任意地方，去追逐梦想。马千里知道，中国人有户籍限制，也知道中国的家庭只能有一个孩子。“这些与美国很不同。”他说，“但我看到一部分的经济自由，已经在中国创造了巨大财富。”

　　他还有一种实用的哲学：一点点的不平等是可以被接受的，只要机会仍均等。他记得，J.F.肯尼迪曾说，上涨的潮水能托起所有的船只。“现在，我亲眼见了这番场景，就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