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在中国学习7年后,尹惠营选择回祖国,即便出生于韩国京畿道的她明白,“在狭小的国度,只能展开有限的生活”。
2006年,初中毕业的尹惠营即思考未来,“在韩国高考压力大,高三一整年要熬夜,牺牲掉爱好,只为进入最好的大学,为此自杀的人也有”。
尹的舅舅是基督教牧师,他提出到中国去时,韩国上下正流行学汉语。对韩国人来说,之前的中国是陌生国家,后来它发展了,新闻都播报它成长快。
“这样的情势下,我不要承受高考压力,要自由地学习。”尹惠营说,在舅舅促成下,她跟随留学团队,到苏州国际外语学校学习。
中国教育部曾公布2011年全国来华留学生情况,韩国留学生的数量居首,有62442人,其次是美国与日本。
留学一年半后,苏州学校归属了部队,尹惠营转学至上海实验学校,后来再转去北京十五中。现在想来,留学团队也存有问题,韩国人聚一起,不使用微信,不使用 QQ,用韩国本土的聊天软件 KakaoTalk,“跟中国人交流的机会少,失去了留学的意义”。
在韩国,依尹惠营的资质,很难入读顶尖大学,而中国为留学生预备的高考,给予了她步入一流大学的机会。北大与清华是在华韩企最认可的学校,录取留学生的分数也高一截,尹惠营没挤入第一梯队,但考取了人大的市场营销专业与复旦的广播电视新闻专业。
她儿时的梦想是做电视导演,“广电专业与我的梦有关。”她说。而考量学校的知名度外,她也自知要提升能力,“韩国企业在华招聘,看中受聘者的汉语水平以及对中国社会、文化的了解程度。”
CJ 集团曾在中国推出一种牛肉酱料,失败了,他们没了解中国人更爱鸡肉。相较中国的朝鲜族学生,韩国留学生在上述方面上都弱势。
尹惠营强调,回韩国是为了婚嫁,并且“父母朋友都在那边”。这背后也有现实困难,“留学潮时,在韩国学习不好、有问题的学生逃避性地来中国,他们认为会前途会光明,现在变了,人民币汇率升高,留下的成本都是问题。”她说。
另一方面,中国收紧了签证政策,外国人需要有2年工作经历,才可能获签证。
3
美国人亚伯是ATLAS中国求职平台的创立者,他和200多个在中国求职的外国青年交谈过。向他求助的人多数在25岁上下,踏出校门不久,只有些许经验。他们从中国的高校毕业,或者在本国修读中文相关的专业,正站在求职路口,疑惑自己对中文的投资能否收取回报。
亚伯看到的最大问题,不是语言、文化或签证,而是“不清楚自己的职业该怎么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速快,许多公司在这里经营得好,“但要怎样把好的宏观面,转化成自己的就业与发展机会呢?”
亚伯给他们实际建议: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或者去中资企业找机会,去中国的二三线城市找机会。
吴耐圣像是亚伯建议的力行者。2004年,他自美国大学毕业,学过一年中文,他为自己规划了轨迹:将中国作为跳板,再凭借中文能力与中国履历,回到美国的就业市场脱颖而出。
最初,吴耐圣在地图上选中贵州的铜仁,“所有提供英语教员职位的城市里,铜仁看起来最小,最不可能有外国人,这是它吸引我的原因。”
当抵达贵阳时,铜仁学校的负责人却告诉他:“那职位不招人了。”吴耐圣在火车上结识的朋友,父亲是本地警官,那警官列出一份贵阳有可能招聘外籍员工的学校名单,吴开始逐一登门。一周后,他遇见了至今仍感念的老板,获得了一份工,去遵义市的大洋外国语学校。
这座因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召开遵义会议而闻名小城,与吴的家乡规模相似。2004年,除去两三名国际志愿者,在遵义只有他一个外国人。当地人还不习惯老外在街上走,但中文继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后,已进入到美国小学、初中的教学大纲。
吴耐圣在遵义搭一部出租车,素未谋面的司机也对他的住址了如指掌,小城的司机间,已经互通了关于他的信息。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