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他自己的话说，就算死了，下了地狱，心里也不踏实，灵魂也不安宁。
记者：所以，你是为他灵魂的安宁而辩护？
朱爱民：查清事实和真相，按照法律规定展开工作，是律师的本分。
从另一个角度说，因为你的工作，能让你的当事人心安理得地承受法律的制裁，从灵魂上得到解脱，也算一种贡献吧。
如果他的事情能够得到认定，从而澄清聂树斌案，也是一个很大的社会贡献。因为，他最后的行为，可以唤醒那些曾经犯下过罪行的人，勇敢地去面对和承担自己的责任。
这个意义，超越了案子本身的法律意义。为他辩护的价值，也远远超出了这个案子本身的价值。
记者：但是从辩护策略的角度，大家都认为，你们的辩护，是想通过强调他这样做是“重大立功”，意图使他保命。
朱爱民：在这个问题上，我和王书金本人的想法高度一致。即使是有自首情节、即使是有“重大立功”表现，即使在量刑上具备从轻处罚的情节，但是数条命案在手，最终量刑，也难逃一死。
王书金对此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屡次跟我说，“朱律师你放心，我的刑我自己已经量过了。”他上诉，不是为保命，只是为了灵魂的安宁。
记者：就是说，虽然重大立功并不足以使他免死，但是仍然应该使他的“重大立功”得到认定，以彰显本案的法律和社会意义？
朱爱民：唯有如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公正。他有罪，罪无可赦，难逃一死；但如果他也有功，绝不能因为功不减罪，就不去认定它。
法律的公正，不只是有一个公正的结果，也应当体现在司法审判的每个细节、每个阶段。实际上，过程的公平、公正更能体现法律的公平、公正。
听说聂树斌被执行死刑，王书金沉默了很久
记者：王书金拿到起诉书，没有指控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当时，他什么反应？
朱爱民：他说：“我也不理解，这件事我已经说了好几次了。他们为什么不指控？”
他问我，“朱律师，你看这件事怎么办好？”我说，你既然有想法，就应该由你自己在法庭上去说。
记者：王书金什么时候知道聂树斌的存在？
朱爱民：我第一次会见他时，告诉过他。
记者：你跟王书金说，这个案子已经有一个人被认定为“凶手”，还已经被执行死刑了？
朱爱民：对。
记者：他听到了，什么反应？
朱爱民：他沉默了很长时间。
记者：这些年，王书金有没有一些阶段性的变化？
朱爱民：有很明显的变化。我第一次见他，他的语言表达土味十足。现在，你看他在庭上说的话，逻辑条理和法律知识，以及对自己问题的认识，和过去比，判若两人。
我记忆很深的是，我和王书金见面，很多次都提到作案现场的位置，特别是遗留物问题。尤其是媒体提到的现场遗留的一小串钥匙，不是亲身经历的人，不会注意到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王书金还是保持着非常清晰的记忆。
一场审判中断6年，究竟为什么？
记者：二审没有认定这个案子是王书金所为，这在你预料之中吗？
朱爱民：是我预料到的，不是我所希望的。
一审时，我就在法庭上说，作为辩护律师，我没有权利和理由指责我的当事人犯罪，但这件事不会因为我们不说，就不存在。
记者：二审为什么要拖这么久？
朱爱民：2007年7月31日二审第一次开庭之后，我跟主审法官多次电话沟通。当时主审法官刘志廷也承诺，如果二审结果出来，会第一时间通知我。
一直到今年4月初，我没有见过王书金，没有关于他的任何信息。我跟法官都有电话沟通，询问案件的进展情况，给我的答复永远都是：案子还在审理之中。
记者：一场审判无故中断6年，在你的执业生涯中，遇到过几次？
朱爱民：绝无仅有。
记者：你怎么理解？
朱爱民：无法理解。
再次开庭之前，网上有消息说，王书金已经翻供了。此前，更有传言说，王书金被秘密处决了。
今年3月末的一天，我正在午睡，接到媒体朋友的电话，说王书金失踪了，我感到很惊讶。下午一上班，我马上拨通主审法官的电话，刘法官（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四庭审判员刘志廷）调侃我：朱律师，你都资深律师了，还信这些啊？
尽管本能上不相信，但实话实说，我心里还是不踏实，毕竟我没亲眼见到我的当事人。何况这个案子社会关注度这么高，我不敢掉以轻心。
所以4月2日，我就来到河北省高院，问主审法官：王书金关在哪里，我要申请会见。
“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
我感到匪夷所思。这个案子已经到二审阶段了，上诉人变更羁押地点，你省高院尤其是主审法官，应该是很清楚的，而且应该第一时间通知我。
但他当时告诉我：邯郸公安机关的看守所系统正在进行升级改造，王书金也可能会被暂时羁押到别的县……都是这种假设性的话，并不是给我一个准确的信息。
我只好认为，王书金还在广平县看守所。所以4月3日我去了，没有见到。
记者：看守所什么答复？
朱爱民：看守所有两种说法。监区里的看守人员告诉我，是河北省联合调查组的人把他提走了。监区外面的看守所老干警告诉我，是河北省高院把他提走了。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